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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田春彦自杀后，当时台湾最大的日文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曾于1938年5月7日，以《原巡查因对前途悲观，于公寓服毒自杀》为题，进行报导。同日，台南市日文报纸《台湾日报》也以《文学青年因孤独感和生活不安，留下异常遗书自杀》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
入田春彦留给杨逵和叶陶的遗书，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感情以及对日本殖民统治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厌恶。这两封遗书分别写道：
叶陶女士
我想，你是最能迅速、利落处理我的后事的人。
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拜托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战斗也是好的。
能够了解怀抱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心情的人，
大概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让资崩小弟弟为我唱“胜利归来”的歌吧。
资崩以后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时，
这世界不知道将变成什么样子。
杨逵先生
我想你一切都了解的，所以我就没必要再写什么。
这是战斗。我不希望被认为是卑怯的行为。
我的内心也存在著各种东西。
但是，芥川式的虚无，还算是有三分吧。
多估计的话，大概也有四分左右。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多少宠坏了芥川式的虚无，也是个事实。
但是，我给予了它令战斗更加激烈的任务。
我不希望被过重地评估芥川式的虚无。 入田春彦的遗书，张季琳译；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事实上，早在入田春彦自杀前一个月所发表的《断片录》中，已经可以看到他以勇敢赴死来抗争的某些端倪。下述章节的文字表现，与入田春彦写给叶陶遗书“怀抱着炸弹，欣然勇赴死地的一个士卒”的话，是相当吻合的：
我已下定决心，准备不顾死活，用身体，直接冲撞前去。
但是，总觉得奇怪，这是无法击发的子弹吗？
我的脸，像死人般发青。
而不知什么时候，那把枪已被施以安全装置了。 入田春彦：《断片录》，张季琳译，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与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5页。
入田春彦的突然自杀，使杨逵深受刺激，一度陷入心力交瘁、意志沉迷的状态。1938年5月11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告别人世六天之后，杨逵写下《入田君二三事》，在生死情谊的追怀中，道出了他无限的痛苦与感叹：
肉体上、精神上都已经筋疲力尽的现在，我虽然负债累累，却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写。
那个高大的男人，现在整个人都收在这个不到一尺立方的木箱里。说决斗、谈打仗的这个热情的人，现在化成一堆骨灰塞在这个木箱里。
在给叶陶的遗书里，他自负是个怀抱炸弹、慷慨赴义的士兵，结果却和炸弹一起坠入海里。炸弹最后没有爆炸，和他自己一起被大海，被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吞噬了。
总有一天，我要好好想想他这一生的种种。我把这件事也当成我的债务之一。 杨逵：《入田君二三事》，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5月18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88—589页。
杨逵与叶陶将入田春彦的遗体火化后，含着热泪整理了他的遗物，这使杨逵第一次接触到七卷本的《大鲁迅文集》，也由此影响到他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之后，杨逵曾向台湾总督府查询其日本家属，得到的却是“查无资料”的回答。不忍看故友的骨灰流落在外，杨逵将入田春彦的骨灰安置在自己家中供奉，存放长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4月，杨逵因起草《和平宣言》被捕入狱后，经常有特务、警察到他的住宅搜查，全家人的命运动荡不定，入田春彦的骨灰存放也不安全。杨逵的长子资崩，便请求宝觉寺住持林锦东协助，以杨贵（杨逵本名）夫妇的名义，于1950年3月30日，将入田春彦的骨灰免费安放于宝觉寺。
1961年，杨逵从绿岛监狱归来，心中依然牵挂着入田春彦的骨灰安置，一刻也没有放弃寻找故友遗族的努力。一直到1982年，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邀请赴美访问的杨逵，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在归途中重访东京，还念念不忘恳请日本媒体帮助寻找入田春彦的家人，但却未见任何信息反应。入田春彦的骨灰不能安返故里，让三年后辞世于台中的杨逵带走了永远的遗憾。
杨家后代深知父亲的心愿，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寻找入田春彦的家属。但从1985年到1997年，十二年的寻觅都杳无音讯。后来经由台湾在东京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张季琳的努力，她在《宫崎日日新闻》上刊登的寻人启事终于有了回应。1999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的外甥女藤江婈子与夫婿一同来台湾，接舅舅的骨灰返回故里。对杨逵家族保存入田春彦骨灰十二年，并寄存宝觉寺长达四十八年的义举，入田家族感念至深。经历了六十年的世事沧桑，杨逵与入田春彦真情相见、生命相托的感人故事，终于有了新的延续；他们所共同见证的那段社会悲剧，也已然成为历史。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三、杨逵与大陆文坛：“鲁迅情结”“胡风缘”
杨逵终其一生，并未见过鲁迅与胡风。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旗手鲁迅的精神仰慕，形成了心中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并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的文学再出发；他与胡风之间的文学因缘，传递着左翼作家对底层被压迫者的关怀精神，更见证了两岸文学割舍不断的历史联系。
杨逵首度接触鲁迅的作品的时间，大概在1928年左右。当时在彰化居住的杨逵，经常与一群文友出入赖和家里读书看报，讨论文学。杨逵清楚地记得，“先生的客厅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总是摆着好几种报纸。”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晚年杨逵接受林瑞明访问时，也肯定地回答桌上还有中文杂志。赖和当时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而鲁迅又是1925年至1930年间在《台湾民报》出现频率最高的作者。《鸭的喜剧》、《故乡》、《牺牲谟》、《狂人日记》、《鱼的悲哀》、《狭的笼》、《阿Q正传》、《杂感》、《高老夫子》等作品都转载于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了鲁迅思想在台湾传播的第一次高潮。赖和平生最崇拜鲁迅，他同样是以文学来疗救社会弊病，改造国民精神，一生保持了尖锐抗争的形象，因而被人们誉为“台湾的鲁迅”。而杨逵，作为深受赖和人格濡染和文学影响的作家，他内心认定的赖和，就是鲁迅的形象。1943年1月赖和去世后，杨逵即发表《忆赖和先生》一文，其中谈道：“一想起先生往日的容颜——当然是透过照片——就会浮出现鲁迅给我的印象。”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由此看来，20年代后期的杨逵，经由赖和而间接地接触到鲁迅作品，并从中获得精神的认同与启迪，其背景也是真实可信的。
1935年12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