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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半都是由于他们来的。
八年的抗战中，在日本特务的猫目爪牙下，我藏于首阳园种花以免饿死或是投降，全是由于先生们的感化来。他们教示我们后辈，未曾用过一条的训令或是一场的说教，他们总是这样的，以他们全人格诱导着我们。
杨逵：《幼春不死！赖和犹在！》，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7页。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二、杨逵与入田春彦：生命相托知己情
杨逵的一生中，曾有几位对他的生命履历和文学生涯发生关键性作用的日本友人，年轻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就是其中的一位。杨逵在《入田君二三事》、《首阳园杂记》、《光复前后》、《一个台湾作家的七十七年》、《不朽的老兵》等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位身份特殊的左翼文学青年。入田春彦与杨逵的真诚交往和生命相托，不仅构成了杨逵在日据时期的一段生命传奇，也对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入田春彦对于台湾学界，过去一直是个谜。杨逵生前与入田春彦交往颇多，但也不知道入田春彦的真正来历，因为他从不讲起这些事情。
近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主要研究杨逵与日本文坛关系的张季琳博士，在日本报界的帮助下，经由多方寻访入田春彦遗族和深入的资料发掘，并分析杨逵遗物中尚未公开过的《台湾新闻》剪报，以及入田春彦的作品样本，终于解开了入田春彦的身世背景之谜。
入田春彦，1909年3月5日生于日本宫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9月开始接受六个月的警官训练，1932年3月28日结业，即被派往台中州任职巡查，之后调往南投郡与新高郡，1937年11月起担任台中警察署巡查，原本负有尾随监视杨逵的任务。同年12月18日，入田春彦辞职获准。
入田春彦虽为日本警官，但平日喜爱文学，他“无法忍受沉闷死板的山中警察生活” 入田春彦语，见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心仪社会主义思潮，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学青年。当时担任《台湾警察时报》编辑的日本作家中山侑
中山侑（1909—1959），日本作家，笔名有鹿子马龙、志马陆平。出生于台湾台北，台北高校毕业。创作涉及诗、戏剧、影评、文艺评论、小说等方面，1930年组办《かまきり座》（螳螂剧团），开始从事剧团活动。1934年前往台湾总督府警务局任职，编辑《台湾警察时报》。曾担任《文艺台湾》编辑委员，后因与西川满不合而选择协助张文环创刊《台湾文学》。，后来曾谈到他与入田春彦始于一封长信的文学交往，以及他对入田春彦的“文学青年”印象：
您那封信曾经在《台湾新闻》报的文艺版发表，是一篇以充满才气的笔致，勇敢述想说的事情的文章。一想到像您这样在蕃界山区的人，一方面担任警察工作，一方面又勤于文学创作。我仍记得当时我惊讶得瞠目结舌。
中山侑：《入田春彦君》，原载《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5月18日；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7页。
有关入田春彦的文学活动，曾发表其作品的《台湾新闻》，在1937年12月17日的“学艺消息”栏，做过这样的介绍：
入田春彦氏，笔名乡亲良、乡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彦、洪春乡。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滞居彰化温泉旅馆静养，近日将返回乡里。
从杨逵遗留的剪报资料可知，入田春彦生前发表的作品大致如下：
（1）入田春彦译：《国际警察とは何か——リテラリィ·ダイヅユストより》（《何谓国际警察——从文学角度看》），《台湾警察时报》二百五十三号，1936（昭和十一）年12月。
（2）乡はる子：《マドリツトにおける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马德里第二届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有感》），《台湾时报》，1937（昭和十二）年11月26日。
（3）入田春彦：《日录抄》，《台湾新闻》，1937（昭和十二）年12月17日。
（4）入田春彦：《新约异解》，《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5）高英：《断片录》，《台湾新闻》，1938（昭和十三）年4月1日。 转引自张季琳：《杨逵与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19页。
入田春彦生前与日本在台作家田中保男、中山侑、藤野雄士多有接触，文学理念上受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影响较深，既倾向于芥川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揭露，也有着芥川式找不到社会出路的虚无与绝望。他还珍藏有创造社刊行的《大鲁迅全集》七册，每月订购美国的《新民众》与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接触中国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殖民地台湾的左翼文学有着特别的关注。早在1936年3月2日，入田春彦以“乡亲良”的笔名，投书《新文学月报》第二号的“明信片”栏，对杨逵夫妇创办的《台湾新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当他阅读了杨逵的《送报伕》、《模范村》等作品后，颇感慨于杨逵对弱势族群的关怀与文学表现，心中充满钦佩之情。他曾在《台湾新闻》发表《入田春彦》一文，结尾特别提到希望结识杨逵的心愿。
入田春彦初识杨逵，正值杨逵山穷水尽之际。1937年6月，为挽救《台湾新文学》被强制废刊的命运，杨逵远赴日本，奔波游说于东京进步文化界。七七事变爆发后，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杨逵不得已于9月返台。这年秋天，杨逵积劳成疾，咯血数月，因欠米店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被米店老板告上法庭。当时有朋友为他代租一块两百坪的土地，杨逵却拿不出三十元的租金。就在这穷愁潦倒的时候，《台湾新闻》的编辑田中保男带着入田春彦前来拜访。杨逵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变卖几本书，换得一纸口袋米，烧稀饭果腹。入田春彦和田中保男见状，急忙买菜沽酒来，大家边吃边谈，十分投缘。入田春彦当即慷慨解囊，惠赠一百元巨款。而当时，入田春彦基本月薪不过四十元，每月还要从中扣出一部分寄回日本故乡，可见一百元对他并不是笔小数目。靠了这笔钱，杨逵绝境逢生，开创了首阳农园，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年代里得以安身立命和坚守自己的理想。
不久，入田春彦辞去六年的警察生涯，经常出入于首阳农园，并待杨逵的孩子亲如己出。他总是撑着高大的身躯，踏着他那独特的步伐，“咔哒咔哒”地拖着木屐来找资崩玩。当时六岁的资崩也经常去入田春彦的宿舍玩耍，入田春彦赠他糖果点心，为他朗诵故事书，也教他唱《胜利归来》之类的日本军歌。每逢入田春彦来首阳农园的时候，叶陶便忙着挖野菜，炒花生，做些朴素的菜肴好让杨逵与入田春彦下酒。两人敞开胸怀，谈文学，议时局，说心事，也交流思想，大有人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慨。他们之间的位置，也从原本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对立关系，转化为跨越国度种族的文学心灵的交融对话。两人相识不久，入田春彦就在杨逵的带领下，拜访了吴新荣、郭水潭、陈培初、黄炭、黄朝东等多位台湾文友。
入田春彦因为写了不少触及日本警察黑暗内幕的文章，并屡次批评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又与杨逵这样的“危险分子”过从甚密，遂被殖民当局以思想偏激、执行任务失败为由，将其拘禁数日。决定释放入田春彦的同时，台湾总督府也下达了限期离台回国的命令。几天之后，入田春彦托人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杨逵次日晨七点到他住处去找他。1938年5月5日，也就是入田春彦原定被限期离台的头一天，依约前往的杨逵到达入田春彦门前时，屋内传来断断续续的胡琴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