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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页。
对于杨逵来说，20年代末期与赖和在彰化的相识，成为他文学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在认识赖和之前，他只读过世界文学与日本名著，透过赖和的介绍，他才开始大量阅读台湾本土作家的作品；在认识赖和之前，他以为全力投身社会政治运动，是追求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惟一道路，但是接触了赖和之后，他才逐渐领悟到文学运动，也是促进民族解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林衡哲：《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老兵——杨逵》，原载《台湾文化》第5期，1986年4月；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7页。
1928年下半年，因为竹林争议事件而遭受简吉打击的杨逵，在他从事的农民运动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与叶陶一同来到彰化、鹿港一带，联络当地的知识分子，以组织读书会的方式继续坚持社会运动和文化启蒙。当时，赖和在彰化本地一边行医，一边担任《台湾新民报》学艺栏主编，团结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也使彰化俨然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中枢。在赖和的帮助下，杨逵在彰化赖和医院附近租到一间小屋和叶陶同居，他们与一群文艺青年也有了经常同赖和接触的机会。
赖和平时行医繁忙，他每天要看一百多位病患，收入却比看五十人还少。对于贫苦百姓，赖和经常分文不收；而行医的收入，赖和又多拿来支持台湾的社会运动，他的身后竟然留下万余元的债务。在家坐诊的时候，赖和常常面对一屋子病人，不停地用听诊器或用手敲打诊断；而出门行医的时候，赖和总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尽管他如此忙碌，仍旧吸引许多年轻人前来，赖和那里自然地变成了一个文化中心。
遇到文艺青年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赖和就会仔细地替他们诊病，开处方，抓药，叮嘱再三。杨逵那时身体很弱，受到赖和的照顾也就更多一些。杨逵印象中的赖和，像个乡下学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赖和家的客厅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总是堆放着几种报纸，彰化的文艺青年无论是独自前来，还是几个人吵吵嚷嚷簇拥而来，都可以随意进入赖和家的客厅，“不管先生在不在，我们都是自己进去，自己看报，自行讨论，自行离去。”
杨逵：《忆赖和先生》，原载《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194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87页。赖和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加入青年人的客厅讨论，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就像自家人一样。
1929年，经历了坐牢、新婚的杨逵和叶陶，流落到高雄的内惟，租了一间因为闹“鬼”而没有人敢住的房子，白天以砍柴为生，晚上埋头写作，并从写好的小说中挑出几篇，寄给赖和主编的《台湾新民报》学艺栏。其中一篇是杨逵第一次用白话文写作，内容涉及一个不向逆境低头的贫农形象，杨逵用了诸多破破烂烂之类的形容词去描写主人公的生活窘境。几天后，那篇小说被退了回来，上面有赖和许多亲切的修改和评语，那段描写贫农衣衫破烂的描写，全都画上了红线，只写了一句“破了又补”。杨逵一下子感到，“破了又补”这句话为自己小说的主题增加了千斤重的分量。
1932年5月，杨逵在不断的尝试之中完成了他的成名作《送报伕》。因为一向不喜欢父母给自己取的名字“杨贵”，加上后来被人以“杨贵妃”绰号来取笑，杨逵更加讨厌自己的本名。《送报伕》完稿时杨逵也没多想，就草草写下“杨达”这样一个笔名。经赖和之手，《送报伕》在1932年5月19日至27日的《台湾新民报》上刊载出来。在署名的问题上，赖和建议使用“杨逵”笔名，一来与其本名谐音，二来取自《水浒传》中打抱不平的梁山好汉“李逵”之名，故用红笔圈去“达”字，改为“逵”字。从此，台湾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赖和也成了杨逵的“命名之父”。首度以“杨逵”为笔名的《送报伕》在《台湾新民报》上只登了一半，就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了。作为《送报伕》的“助产士”，赖和甚为伤心和遗憾，那种期盼文学作品顺利诞生的心情，仿佛比杨逵本人还要迫切。此时的杨逵，适逢长子资崩出生，婴儿难产，小说也难产，杨逵在台湾发表的只有这半部《送报伕》。两年以后，在日本《文学评论》杂志的征文中，《送报伕》终于在参选的八十余篇作品中脱颖而出，并获得第二名（第一名从缺）。当赖和看到中文版的《送报伕》后来收入《山灵——朝鲜台湾小说集》、《弱小民族小说选》的时候，他高兴得掉下眼泪，并对杨逵说：“你这几本书的译文，胜过我过去所有作品的总和了。”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杨逵非常感动，更坚定了跟赖和先生一起前进的信念。
在杨逵流浪高雄、砍柴为生的日子里，每每遭遇困难，赖和总会伸出援手。从鼓励杨逵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到帮助杨逵的长子资崩治疗夜盲症；从促成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活动，并担任《台湾文艺》编辑，到帮助杨逵独立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其负责中文栏目的编辑，赖和在人格建树和文学活动方面给予杨逵决定性的影响。1976年8月，在接受《夏潮》杂志访问时，杨逵曾明确表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中，他与赖和最为亲近，文风也最相似。从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到反映底层贫苦百姓生活的关怀精神，再至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杨逵与赖和有着高度认同的文学路线。
赖和不仅是为台湾新文学运动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也是日据时期的抗日仁医和民族英雄。1951年4月14日，赖和以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受到社会的推崇敬仰。孰知到了1958年，却因为涉及所谓“思想问题”无人敢于申辩，赖和竟然又被逐出了忠烈祠。早在1943年就已逝世的赖和，台湾光复后蒙冤长达二十六年之久，直到1984年1月19日才得到平反。同样因为坚持真理而蒙冤监狱十二年的杨逵，对赖和的遭遇有着强烈而深刻的感触，他不仅参加了1984年2月12日由《中华杂志》、《夏潮论坛》、《台湾文艺》、《文学界》、《文季》五个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庆贺赖和先生平反演讲会”，还致词《我的心声》，并发表《希望有更多的平反》的演说。这其中，杨逵深情缅怀他与赖和亦父亦兄的友情，表达自己“今年七十九，还不想离开人世，我就是要接下赖先生的这枝棒子”
杨逵：《希望有更多的平反》，原载《中华杂志》248期，1984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5页。的信念。同时，杨逵大力呼吁民主，“希望执政党继此次赖和先生平反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放弃蹂躏民主的手段，将过去的冤案像此次一般，重新深入调查，再有五次、十次、一百次、乃至无数次的平反”
杨逵：《我的心声》，本文为杨逵参加“纪念赖和先生平反会”的致词，发表于《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67页。。
杨逵认为，自己的一生从赖和以及林幼春那里获得的精神滋养最为直接和深刻，对于这两位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杨逵永远怀有这样一种敬仰的心情：
……像我这样的“又瘦又乏”的角色，在此暴风雨的二十年间未曾饿死或是投降，这气力与耐性，可说大半都是由于他们来的。
八年的抗战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