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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杨逵白天必须接受主义熏陶、思想改造、理念沟通、任务解说，以及包括条件交换的说服与谈判，每天都有两三个特务采用疲劳轰炸的手段，轮流前来约谈，甚至恩威要挟，或以高官厚禄诱惑，或以惩罚恫吓威逼。杨逵自始至终坚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妻子叶陶和五个儿女必须同往，当局则不能接受这个条件，双方都不肯相让。斗争经验与智慧颇为丰富的杨逵，早已看穿当局的政治把戏，他判定当局不会同意自己的要求，故始终坚持己见。万一当局真的答应了妻儿同行的条件，他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条件提出来。在杨逵看来，九年的狱中生活都已经挺了过来，熬到刑满释放，能让他自由实现未完成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不会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而违逆他一生中所最执著、最热衷追求的人道社会主义理想的奋斗。“所以一心一意想回绿岛坐完刑期的他，一直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婉言相拒地与当局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谈判破裂”，同①。于1958年2月又被遣返绿岛，继续羁押未完的刑期。
漫长的绿岛生涯，梦魇一样黑暗的日子，它能囚禁杨逵的身体，却无法磨损那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作为一个“逆风何所惧”的乐观主义者，他不仅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自己，也用这种精神鼓励家人，期盼大家携手扶助，共同走过这段悲惨岁月。在他的影响下，杨逵家人也以坚强乐观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绿岛营区公墓北边的一座山脚下，凹进了一个大山洞，底部砌成几个台阶，俨然是一个大舞台，而台前的一片空旷斜坡，就成为天然的观众席，绿岛监狱的露天晚会、戏剧演出都在这里进行。杨逵绿岛时期创作的话剧，多在这里登台亮相，诸如独幕喜剧《丰年》、《真是好办法》、《睁眼的瞎子》，四幕歌舞剧《牛犁分家》等。上述剧目还与《驶犁歌》、《国姓爷》、《渔家乐》等街头剧一起，在绿岛街头巡回演出。
同样是在绿岛的这个露天舞台，让狱友们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次监狱晚会，是杨逵一家人的同台演唱。1956年春天，叶陶带着两个孩子，千辛万苦地来到绿岛探望杨逵，家人有了一次难得的团聚。监狱的晚会上，杨逵与家人登台演唱的一曲《甜蜜的家庭》，在监狱人生的特殊氛围中，以乐天的精神，唱出了绿岛囚犯对家的共同向往：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好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扬；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深情依依的歌声，在绿岛监狱里响起，也把政治犯们带回久违的家庭亲情的思念中。许多狱友含着热泪在听，节目顿时获得了台下的满堂彩。
绿岛的铁窗岁月，再次证明了杨逵生命意志的坚忍，人生理想的执著，内在“能源”力量的强大：
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与和平。我没有绝望过，也不曾被击倒过，主要由于我心中有股能源，它使我在纠纷的人世中学会沉思，在挫折来时更加振作，在苦难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处碰壁，也不致被冻僵。
杨逵：《人生金言》，1983年接受方梓访问；转引自向阳：《阳光一样的热——读杨逵先生〈绿岛家书〉》，《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2页。
第二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下）
四、东海花园的大地园丁
1961年4月8日，杨逵从绿岛监狱释放。梦魇般的岁月，蹉跎了杨逵生命壮年的大好时光。劫后归家，杨逵时年五十六岁。
从1949年4月6日被捕入狱，到1961年4月8日绿岛归来，经历了十二年分离的家庭，终于又团圆了。尽管杨逵心里早有准备，可当他看到苦苦支撑了这个家的老妻叶陶，看到已经长大成亲的儿女们，看到从未谋面的媳妇、女婿、孙子、孙女，还是禁不住心潮难平，老泪纵横。
十二年来，这个家因为杨逵锒铛入狱而深陷困境。一阳农园的光景无法维持，家人只好不停地搬家，终于在台中渔市场的淡沟一带住下来。债务和利息像雪球一样滚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亲友走避，人情冷漠，一个政治犯的家庭，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重负。叶陶依旧沿街卖花，苦苦拉扯着五个儿女。孩子们有的被迫辍学，帮助家计。跟着在日本学过化工的姊夫，资崩和弟弟杨建小小年纪就开始学做肥皂、面霜、酱油，再到街上叫卖。在杨逵往日朋友的帮助下，家里也曾开过豆腐店。叶陶和两个男孩子半夜两点就起床，手工磨完豆浆后，由叶陶把它制成豆腐，两个孩子轮流睡觉，天明以后再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有时孩子们也四处招揽零工，补贴生活，甚至于上山盗取“国有官柴”，偷偷卖钱换米。有的孩子是通过帮人洗床单，做家教，靠半工半读完成师范学校或大学教育的。最困顿的时候，家人离散，四处流浪谋生，七口人竟被分隔在六个地方。尽管如此，人人都在困境中挣扎、打拼，终于走出了一条条人生之路。
特别是叶陶，一生跟着杨逵出生入死，从日据时期到光复以后，屡屡出入监狱，又陷入与丈夫生离十二年的孤苦境遇。她为拉扯五个孩子，支撑这个家，默默承受了一切的煎熬和牺牲。以她从事社会运动的名望和古道热肠的性格，后来也曾担任台中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北区妇女会理事长的职位，而这一切，只是让她于繁忙的生计打拼之外，不断为人排解纠纷，更忙而已。这年5月的母亲节，台中市选举叶陶为模范母亲。望着家中悬挂的“母亲楷模”的横扁，杨逵与叶陶感触无限，欢乐中又带有难言的苦涩。
杨逵虽然告别了绿岛，然而，面对并不接纳释放政治犯的社会现实，面对走向老迈的五十六岁的生命现实，杨逵又该怎样开始他的人生出发呢？
杨逵认定，最能表现自己志愿的职业，“应该说是园丁。晴耕雨读，灵感来时写写文章”。每每政治理想受挫、不能自由写作之际，杨逵就选择了归农，以自我开拓的天地，来与不公平的现实社会抗衡；以自我创造的桃源乡，来期待可以自娱娱人的美好境界。他心中浮现出一幅未来新乐园的蓝图，并立刻见诸行动。
听朋友说起高雄乌松一带，有人因还债欲卖掉一片果园。杨逵急匆匆地赶过去，才知道卖的只是果树，土地则因为是三七五放领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皆为台湾当局第一次“土改”中实行的政策。1949年4月19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强制实施“三七五减租”，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37。
5％。租率根据佃农总收成保留1/4，余下的3/4由地主与佃农对分计算。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及“省有”耕地所有权有偿转移为农民所有。其方法是：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公地租率为全年收获总量的25％，受领农民只要连续缴纳10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钱尚未缴清，不能出售。杨逵想做自由自在的果农，最终颇费周折成交。但心有不甘的卖主总在设置障碍，不让杨逵自由放手地管理果树，家人与卖主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这使得杨逵大伤脑筋。终于决定放弃乌松果园的时候，算算将近一年来的收支，反而亏损了许多钱，这对于家无恒产的杨逵夫妇，压力和拖累都显得过于庞大。
这时，家住清水的台湾省总统府资政杨肇嘉准备写回忆录，急需秘书帮忙。杨逵1935年5月曾在《台湾新民报》发表过一篇《杨肇嘉论》，故得友人李君晰推荐，担任杨肇嘉的私人秘书。杨逵除了每天代为处理信件，撰写回忆录，还在杨肇嘉丰富的藏书中，潜心阅读，重温了台湾近代史的命运。后来因回忆录的部分内容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杨肇嘉又固执己见，杨逵遂辞掉秘书工作，返回家中。
这段时间里，杨逵因为往来于台中与清水之间，不断经过大度山一带的东海大学。这里的环境清静幽美，终日书声朗朗，杨逵很为这种自然环境所吸引，也向往着能与青年学生往来的前景，遂“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着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