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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识》上，杨逵发表《为此一年哭》，痛陈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现实：
说几句老实话，写几个正经字却要受种种的威胁，打碎了旧枷锁，又有了新铁链。结局时间是白过了，但是回顾这一年间的无为坐食，总要觉着惭愧，不觉的哭起来，哭民国不民主，哭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宝贵的一年白费了。
杨逵：《为此一年哭》，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9页。
作家赖明弘发表于同刊的《光复杂感》，也不无痛心地看到了民众人心的失落：
现在对“光复”不仅不感到兴奋，反而个个都有点近于“讨厌”的情绪……由狂欢而失望了，而痛哭了，甚至而“排斥”了。 赖明私：《光复杂感》，原载《新知识》创刊号，1946年8月。
作家杨云萍在稍后台湾开展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则在众多颂扬鲁迅的文章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现况，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们恐怕他的“欣慰”，将变为哀痛，将变为悲愤了。
杨云萍：《纪念鲁迅》，原载《台湾文化》1卷2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1946年11月1日。
与当时的台湾民众一样，杨逵对台湾光复的期盼愈切，他后来面对恶性现实的痛苦，也就愈深。光复以来，针对台湾社会与文坛的现状，杨逵一再痛心地诉说道：
目前整体文化呈现停顿的状态，而文学的停顿更叫人痛心。 杨逵：《文学重建的前提》，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2期，1946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5页。
光复九个月以来，我们的期待完全落空。我们虽然想尽办法，寻找我们活动的小空间，苦斗不懈，然而如今一切全面停顿的同时，我们在此还为了不得不讨论的文学的停顿而洒泪告白，情况太惨了。
杨逵：《台湾新文学停顿的检讨》，原载《和平日报·新文学》第3期，1946年5月2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3页。
礼仪廉耻之邦，在这一年来给我们看到的，已经欠少了一个信字……虽有几个礼仪廉耻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动乱之下再发其大财，平民凡夫在饥寒交迫之下总会不喜欢他们的。
杨逵：《阿Q画圆圈》，原载《文化交流》第1辑，1947年1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台湾光复以后，民众百姓经历了从欢天喜地的狂喜，到呼天抢地的痛苦的情绪跌落，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的表现令民众普遍失望，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开始化为泡影。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以及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不断激化了执政当局与台湾民众之间的矛盾，官逼民反，最终酿成席卷全岛、震惊一时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上，台湾省专卖局官员傅学通、叶根德和警察以查缉私烟为名，在台北街头造成殴伤女烟贩林江迈、并射杀围观青年陈文溪的不幸事件。愤怒的群众奋起抗议，包围了藏有凶手的警察局。次日早晨，整个台北市沸腾起来，民众自发地聚集起来，到行政长官公署示威抗议，不料遭到卫兵机关枪扫射，当场就有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被激怒的群众在中山公园集合并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起来反抗暴政。于是台北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岛性的反抗运动旋即引爆，史称二二八事件。当天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宣布全省戒严。蒋介石遂紧急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福州的一个宪兵团开赴台湾，进行报复性的镇压。
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发生后，消息传到台中，杨逵非常激愤，同时又感到事态严重，不知本市的民意如何？于是，便与庄垂胜、叶荣钟、何集璧等人商量，决定利用政治建设协会台中分会拟在3月2日举办的“宪法推行大演讲会”，扩大召开市民大会，共商对策。3月1日上午，杨逵等人在中央书局二楼设“舆论调查所”，制作名信片大小的传单，内容除了告知二二八事件之外，还通知次日在台中戏院召开民众大会。当时也没有与“台中人民大会”交涉，杨逵就将它的名字印上去，并在大街小巷四处散发。
3月2日清晨，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台中戏院开会，并纷纷上台演讲，群情激愤，人们很快就把台中的宪兵和军队武装解除，分几路接收市政府、警察局、消防队、飞机场。当天的人民大会由台湾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谢雪红担任主席，她以警察的武器编组学生起义军，并宣布“人民政府”成立。是日下午，台中县市、彰化市参议员及士绅代表聚集台中市参议会，成立了“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并编组青年学生为“治安军”。当晚，杨逵赶写了一篇题为《大捷之后》的文章，勉励规劝民众不可得意忘形，必须理智、团结地应对时局。原拟在某家报纸发表，后因编辑拒绝，遂以油印方式四处发送。
事实上，从3月1日起，二二八事件的斗争就开始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条战线是以地方士绅为主、部分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处理委员会”，它多表现出成分的复杂性和斗争的某种妥协性；另一条战线是准备武装斗争的群众，台湾共产党地下领导谢雪红、张志忠等人皆参加了武装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就台中地区而言，当时局有变，风闻陈仪从台北率兵南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处理委员会”的士绅纷纷走避；谢雪红等人则将台中的群众武装组织重新编整，于1947年3月4日下午4时成立了“二七部队”，以纪念辑烟血案发生的2月27日。台中民兵对官方机构的控制，一直延续到3月8日。
那段时间里，杨逵在《和平日报》主编“新文学”副刊。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中市的“处理委员会”曾派杨逵负责组织部，随时印发传单。杨逵常常自己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印号外，报导有关时局变化的各种消息。因为形势动荡，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乱打外省人的偏激行为，杨逵就出面劝说，并把外省人安排到一家旅馆里保护起来。他还以“台湾民主联盟”的名义，与当时中共台湾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共同执笔了《告台湾同胞书之一》、《告台湾同盟书之二》，并由杨逵的长子杨资崩拿去刻钢板，油印后四处散发，影响甚广。
这两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台湾民众在忍无可忍的现实压迫下奋起反抗、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迫切愿望，并以“不分本省外省全体人民携手为政治民主奋斗到底”的胸怀，呼吁制止那种排斥、殴打外省人的偏激行为，并对二二八事件以后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引导和号召：
我们要求政治上彻底的改革，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是我们决争的目标。我们是汉民族，应该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起手来，我们切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逐他。……大家要理解以后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共同争取民主政治。
杨逵：《告台湾同胞书之一》，见吴克泰《杨逵先生与“二二八”》之附录；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52页。
“处理委员会”控制台中期间，台湾共产党负责人蔡孝乾曾经找到杨逵，要他负责创办《人民日报》。杨逵与其意见不合，但仍然保留了两人的私下联系。在杨逵看来，台中的局势难以维持长久，一旦国民党大军开来，乌合之众随即会散去；倒是创办流动性的周刊或半月刊更符合实际。另外，与其大家都集中于台中闹市，还不如到乡下去发动农民，保存革命力量。当时负责台中起义群众组织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