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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幕什４嫜芯恐行某锉复�2001年12月版，第282页。事实上，杨逵确实在着手组织团体。台湾刚刚光复，杨逵就和各地赶来看望他的昔日农民组合与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有过讨论。杨逵说：“他们和我都很希望早日重建工人农民等人民的自主团体。”同①，第281页。早在日本投降刚刚八天的8月23日，杨逵就同李乔松带着“解放委员会”的传单拜见林献堂。林献堂曾劝导两人不要轻举妄动，最好静观时局：“所谓解放者，对任何人而言也，旧政府已将放弃，新政府尚未来，而解放云云对谁而言也，此时惟有静观，切不可受人嗾使以扰乱社会秩序也。”此事参见《灌园先生日记》1945年8月23日之记载（尚未刊行），并首度披露于许雪姬《二二八事件中的林献堂》，见《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1004页。此后，杨逵并未接受林献堂的建议。池田敏雄1945年9月4日的日记里，就有“杨逵（作家）取得台中当局的谅解，正在组织‘台湾解放委员会’”的记载。（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廖祖尧摘译，《台湾文艺》第85期，1983年11月，第180页。）多年过去，杨逵在1982年访美返程过境日本之际，曾接受戴国煇教授与内村刚介的访问，他这样忆及往事：
台湾总督府向国民政府正式投降的日期是十月二十五日，在这一天以前，我组织了解放委员会，意思是要总督府的统治权停止，我们的要求，特高课长（译注：指的是台中厅警察内的特别高等刑事课课长）是以默认的方式接受了，当他向上面呈报时，上面却回说不行，因此才想从文化方面做点事，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版了《阿Q正传》。转引自陈中原译：《杨逵的七十七年岁月——一九八二年杨逵先生访问日本的谈话记录》，《文季》第1卷第4期，第28页。
尽管杨逵出于戒严体制下的政治禁忌，在有无“解放委员会”的名称问题上，有过前后不一致的说法，但他当时针对日本当局的残余统治，着手组织代表工农民众“解放”意愿的团体，应该成为不争的事实。
日本投降之际，日本警察或台人警察，都不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而战争结束带来的民众自由交易，又让遍地丛生的摊贩堵塞了交通，任意弃置的垃圾也堆积如山。面对旧政解纽、新政未孚的青黄不接之秋，“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响应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于1945年9月发布文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就地组织青年服务队，协助维持桑梓的治安。
这时，杨逵主动站出来，组织台中市民成立了“新生活促进队”，负责清理台中市的垃圾。这个队伍当初是由关心社会的心地单纯的男女青年组成，护士、学生、司机、文化人……皆在其中，可谓战线广泛。最初，约有一百来人，后来开始清扫街道时，不断加入新的成员，以至于人数多达成立时的三倍以上。“新生活促进队”的成员自备工具，携带扫帚簸箕，列队走上台中市的街头，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清洁运动，为光复之初的台湾重建工作增添了令人鼓舞的社会景观。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叶陶，更是发挥了一个演讲家的才华，将群众鼓动得热血沸腾。只见她一袭黑色长裙，站在十字路口的椅子上，目光环视出入市场的人群，第一句话，先自报家门，并说明自己的卖花婆身份，然后反问群众：日本人已经战败了，我们也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是否能在没有日人的统治下，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没有日本人的刺刀在背后，我们是否能更为自动、自爱、自发、自觉？叶陶的演讲激起群众的阵阵掌声，许多人自动参加到清扫工作中来，市民们还热心供应了茶水、香烟和点心。
“新生活促进队”的行动，虽然只是清扫垃圾，整肃环境，但杨逵事先为此拟好的两项立场与原则，却是颇具深意的。这两项原则是：
一、“新生活促进队”要清扫的，不只是路上垃圾，而是想更进一步扫除台人的奴隶劣根性，要台湾人醒觉，不要因为没有统治者日本人的压制，而无法自觉无法自理，以致公德败坏，社会日益混乱。
二、“新生活促进队”的队员，决不可收分文报酬，才不致使这个有意义的“新生活促进队”沦为一般“清洁队”。转引自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4页。
从中可知，杨逵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战后台湾良性生活秩序的重建，更是民众素质的重新塑造。
1946年4月21日，“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正式成立，刘启光任主任委员，简吉为总干事，杨逵担任副总干事，另有委员五十九人。根据该会公布的标准，“台湾革命先烈”，特指那些为解放台湾从事反日运动而成绩卓著或壮烈牺牲者。该会决议将桃园神社改建为忠烈祠，定于6月17日台湾沦陷纪念日举行奉安大典，并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该会还印就捐款名单，为救济先烈遗族募捐基金。杨逵所执笔的《六月十七日前后——纪念忠烈祠典礼》，自6月17日起，连续两天刊登于《台湾新生报》。文章在回顾和颂扬台湾革命先烈反日抗争事迹的同时，特别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侵略面目，以及清朝官员卖国求荣、台湾汉奸追随日军的卑劣行径，并强烈呼吁公开那些被屠杀者的斗争事迹，将异族统治者编造的台湾历史纠正过来，将人民被扭曲的认知匡正过来。事实上，杨逵的主张所承继和发扬的，也是他投身文学运动最初的创作宗旨和文学信念。
光复初期，许多机构处于重组之中，不断有一些政治团体邀请杨逵出来任职，但都被杨逵婉言谢绝。如谢雪红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协会”，原农民组合成员的张士德（本名张克敏）所供职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原农民组合骨干的侯朝宗（后改名为刘启光）所加入的军统局等等。据钟逸人回忆，返台后的刘启光曾登门拜访杨逵，想说服他出任新竹县的社会科长或民政局长。对于这些，杨逵一概没有应允。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7页。他当时只同意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而不愿介入政治团体，他更愿意做实际事情，而不想上台吆喝。
鉴于台湾战后重建的现实，杨逵更加意识到培养社会干部和时代先进、启蒙民众的迫切性。他甚至计划在一阳农园创办政治学校。在杨逵的设想里，利用有关新中国蓝图的三民主义论著作为教材，由全省各地每一个村庄，去挑选一至三名基层青年，集中到一阳农园，施以六十天的劳动兼政治培训，然后遣返乡下，以教育和影响当地民众。通过分批轮训干部，来为台湾社会提供战后重建的骨干人才。这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计划，终因政治局势骤变二二八事件发生而成为泡影。
同①，第308页。
台湾光复后，怎样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文化遗害，成为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殖民当局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年之后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皇民炼成”造成的精神荒废和心灵创伤，还在梦魇般地缠绕着台湾社会。先行的台湾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9月28日，就有署名“林萍心”的文章谈论道：
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受尽了日本奴隶教育，他们中间大部分已成了“机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为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我们要用怎样的手段和方法，在最短时间中去唤醒去感化这两批的同胞，使他们认识祖国，使他们改掉“大和魂”的思想，成为个个健全的国民，使他们能够走上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大路去。
林萍心：《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给台湾智识阶级》，见《前锋》第1期（“光复”纪念号），1945年10月25日。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海峡两岸作家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台湾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为了帮助台湾人民早日摆脱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从30年代就已经驰名文坛的文化界人士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李何林、黄荣灿、袁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