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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宗旨。在此之后，杨逵的文学出发，常常与坎坷的人生命运相伴随，创作更成为社会低潮与生命逆境中的一种坚持。这一年，台湾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被日本殖民当局破坏，杨逵与叶陶也被抓进监牢。出狱之后即结婚的杨逵与叶陶，迁徙高雄谋生。先寄寓旗后叶陶的娘家，后迁居于苓雅寮。因为杨逵夫妻皆名列于警察的黑名单，经常受到管区警察的盘问，邻居大都避之惟恐不及，几乎没有人敢和他们交往。为了生存，杨逵做过清道伕、修路工人、砖厂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于困境中苦苦挣扎。
这时，叶陶靠了缝制成衣来补贴家用。她曾发明一种儿童穿的方便开裆裤，立时合并，蹲下去时裤裆自动敞开，小孩子撒尿不会脏了裤子。叶陶马上申请了专利，后来又请人来帮助制作，再交给中盘商。想不到，那中盘商因为债务而逃跑，导致了杨逵与叶陶服装加工生意的失败。1930年黯淡的生活现实中，又增添了长女秀俄出生的啼哭声。紧接着，家乡传来噩耗，在台南县新市开业行医的二哥杨趁，入赘陈家后，因不堪精神虐待和婚姻破碎而自杀身亡。杨逵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心灵遭到巨大创伤。忍受着时代忧患和个人苦难的双重磨折，杨逵选择了归农与写作的人生方式。
1931年，杨逵在高雄内惟的寿山脚下，以一年八元的租金，租了一所据说常会闹鬼而无人敢住的房子，蛰居下来。这所房子紧挨着山壁，周围经常有猴子出没，耳畔不时响起猴子的叫声，有时它们还顺着延伸过来的龙眼树枝跑到房顶上。白天，杨逵为生活不停地奔波，他出没于树林草丛，攀爬于山坡断崖，劳碌几天砍够一车木柴，便向朋友借来一台拖车运到高雄市去出卖。每次卖的钱只够买半斗米、一条咸鱼，有时还可买到一本杂志。生活是如此艰难，杨逵却未曾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打算。因为是从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杨逵砍柴为生的时候，仍有日本警察尾随监视，想不到这却在无形中“保护”了杨逵，让他能够公然出于保安林中，暂为樵夫。
白天的忙碌使夜晚的静寂更加鲜明，窗外只有山风阵阵，不时传来几声虫鸣。每每这时候，杨逵心中的创作欲望跃动不已，难以自抑。常常是在家人进入梦乡之后，杨逵跪坐窗户下的矮桌前涂涂写写，不知不觉之中已是夜半三更。最初的写作并不顺利，心中虽然满溢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但从笔端流淌出来的，却是时断时续、零零落落的文字；夜半时分，孩子睡梦中惊醒的哭声，也会打断他的思路。创作的过程中，杨逵的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我如何代替台湾同胞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写出像果戈理一般的伟大作品，展示积极、愤怒的抗议姿态？
在坚持不懈的摸索和努力中，杨逵于1932年夏天完成了他的小说代表作《送报伕》。经由赖和介绍，8月间发表于《台湾新民报》。但小说刊出前半部以后，下半部的稿子寄去半年之久，却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后来杨逵才得知这篇作品已经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送报伕》被查禁之际，也是杨逵的长子即将出生之时。小说难产，婴儿也难产，这让杨逵充满生命的悲凉。当时，杨逵穷困到全身上下只剩下四分钱，连助产士都请不起，只好找邻居老太婆帮忙，因为没有处理好脐带，小孩到了十多岁肚脐还经常流血。再加上营养不良，小孩出生不久就患了夜盲症。多亏后来在台中经杨肇嘉先生嘱咐，每天从“醉月楼”送来鸡肝服用，再加上赖和先生的悉心治疗，才得以痊愈。
即使遭遇如此困境，杨逵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信念，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资崩”。杨资崩在《我的父亲——杨逵》一文中也曾谈到这个事实：“爸在全部财产只有四分钱的时候，让妈生下了我，取名资崩，意为资本主义崩溃。”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
叶陶也曾以自己的这段生命经验为底稿写成《爱的结晶》叶陶：《爱的结晶》，日文原著发表于1936年2月刊行的《台湾新文学》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来表现生下了盲眼儿子的革命女性的生命悲哀，并揭示出黑暗的时代幕布。作品一方面借小说人物之口发出悲叹：“‘爱的结晶’，由于钱的原因而盲目了。理想，由于钱的原因被吞噬了。这样的时候真糟糕啊！”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他女性为女主人公祝福：“让你下一胎爱的结晶是个千里眼”！由此带来了一个峰回路转、充满希望的暗示，而这也正是杨逵夫妇对于未来的生命期许。事实上，杨逵的几个孩子的命名都别具深意。长女取名为“秀俄”，而非女孩子多用的“娥”；至于长子的名字“资崩”，用心更是明显；次子取名“建”，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崩溃之后，建立新的社会的人生理想。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297页。
1934年，台中酝酿成立台湾文艺联盟。身为筹备委员之一的何集璧，从赖和那里得知杨逵的地址，并受赖和的委托，亲自跑到高雄内惟看望杨逵，又把他介绍给张深切。杨逵由此参与了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月薪十五元。就在此时，杨逵第一次从何集璧那里看到了东京创办的《文学评论》杂志。于是，他把《送报伕》寄到东京的编辑部后，想不到很快就在当年10月份的杂志上全文刊出。《送报伕》击败了其他的日本作家脱颖而出，一举获得了《文学评论》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文学评论》的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售。作品发表后即得到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龟井胜一郎、洼川稻子、中条百合子、武田麟太郎等人的好评；台湾文联的朋友们，尤其是何集璧和张深切格外高兴。而当年作为《送报伕》“助产士”的赖和，更是激动异常，几乎比杨逵本人还要兴奋。
1936年，《送报伕》经由胡风翻译成中文，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它共收入朝鲜族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郑遇尚的《声》，以及台湾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等七篇小说。这是台湾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祖国大陆，大陆人民从中看到了台湾同胞在乙未割台之后的悲惨命运。后来，《送报伕》又被收入《弱小民族小说选》，也曾经被翻译成拉丁化新文字，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位。
这一年，对于杨逵具有特别的意义。进入而立之年的杨逵，以《送报伕》的全文发表，确立了他在台湾新文学文坛上的作家地位；而5月6日，全岛性文学团体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则标志了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作家队伍开始了新的聚合；同年11月5日，该联盟机关刊物《台湾文艺》创刊，这是一份提倡深入大众、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的富有创造意识的刊物，也是日据时期寿命最长、涉及作家最多、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文艺杂志，一共出版十五期。杨逵担任了《台湾文艺》的编辑委员，负责日文版编辑，并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编辑生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台湾文艺》的编辑工作却碰到了钉子。因为与台湾文艺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张星建在选稿的作风、方针上大异其趣，自觉无法发挥作用的杨逵便退出了《台湾文艺》。1935年，杨逵担任了杨肇嘉的秘书，为其撰写回忆录，月薪二十元。叶陶在雾峰乡担任家庭教师，教二十个小孩，每月挣得二十元。省吃俭用的夫妻俩勉强凑足出一百元，于1935年12月28日独资创办中日文并行的《台湾新文学》。创刊号出版了三千本，杨逵夫妇拿着刊物去全省推销订户，征求会员及读者，订阅一年为二元，支持者是五元。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前辈诗人林幼春的慷慨解囊，他一次就赞助三百元，足够《台湾新文学》出版三期。后来加盟这个刊物的作家，有赖和、杨守愚、郭水潭等人，其中多数为台湾文艺联盟的重要成员。
比起《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更富有写实精神和社会主义倾向，更注重中文作品，选稿原则也比较开明。杨逵与叶陶用心血生命来培植这块文学园地，他们分工协作，配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