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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曾经有人问及杨逵，他和叶陶的感情生活与今天人们鼓吹的新女性主义有何相关之处，杨逵这样答道：
新女性主义者也曾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我们以前的种种比现在的新女性主义更前进一步，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谈好条件，划分好权利义务，而是积极走同一条路，不计较得失，不分内外。而她比较健谈，在办杂志时，常常是她去跑路接洽事情。而我要写稿，办编务等，在家的时候多，所以有时煮饭、洗衣、看顾小孩的事由我来做，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所以有朋友开玩笑，叫我们“叶陶兄”、“杨贵嫂”。在这种困难的生活中，实在需要这种合作，共同承担一切。重要的是，我们的基本思想相同，所做的事业相同。她的女权主张和我的活动相配合，目标是一致的。这种女权运动是针对整个社会，并不仅是在家庭里向丈夫争平等、争利益而已。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8页。
为共同理想而缔结的爱情创造了怎样的人生奇迹，杨逵与叶陶并肩走过的道路，令世人感佩、唏嘘。杨逵从一介书生到社会斗士，从书斋作家到大地园丁；叶陶从家境优裕的大小姐，到台湾妇女运动的急先锋；从首阳农园的“卖花婆”，再到社会尊敬的“模范母亲”，这对“革命鸳鸯”经历着苦难的人生，却始终满怀希望，乐观向上，甘之如饴。何以使然，惟爱而已。在这个世界上，叶陶简直可以说是为杨逵而存在，她视杨逵为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她把一生都奉献给杨逵以及广大受压迫妇女，虽然她同杨逵并肩战斗，在社会与家中皆为地位平等的革命伴侣，但对于叶陶而言，人生在她不是享受而是更大的负荷，爱和奉献始终是这位台湾妇女运动先驱者的真实写照。杨逵也把叶陶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和她是亲密无间的夫妻，相濡以沫的牵手，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相知相爱的两颗心分开。1970年8月1日，身患心脏病、肾脏病并发尿毒症的叶陶，在以六十六岁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抚着杨逵的手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而这之后，一直沉浸在痛苦与思念中的杨逵，则徘徊于东海花园的叶陶坟墓前，每天在这里做早操给叶陶看，继续充当爱情的“守护神”。
“昔日脚镣手铐度蜜月，老来胼手胝足相扶持。”正是杨逵与叶陶一生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真实写照。在他们那里，革命生涯催开的青春玫瑰，志同道合坚守的社会理想，爱情力量支撑的坎坷人生，成为人世间感天动地的生命乐章。
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五、登台亮相的文坛健将
作家杨逵的真正出发，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走向低谷的时候。童年记忆的延续，现实斗争的激励，将杨逵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行动者；而知识分子实施反抗的最有效途径，便是诉诸文字、语言，用文学创作唤起民众。自从杨逵决定了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台湾的社会革命运动中，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奋争之路。在漫长的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台湾社会运动不断的起起落落，新文学阵地所遭遇的风风雨雨，世事时局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带来台湾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变迁。而杨逵，是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家庭乃至生命全部融入台湾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无条件地奉献给自己的乡土。他在那些动荡岁月中所经历的颠沛流离，他在艰难蹇厄中开始的文学出发，更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负荷。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不定，个人命运怎样起伏跌落，惟一不变的生命原点和精神支撑，就是杨逵对于祖国和乡土的孺慕情怀。而文学创作，则是杨逵这种心声的代言方式。
20世纪30年代的杨逵，不仅负载着家国仇、民族恨的时代忧患，还经历着贫穷、疾病、厄运的重重缠绕。在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并恶化的情形下，杨逵不断地调整与改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出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台湾的社会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整个社会再度陷入全岛性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一是日本殖民者对“雾社起义”的残酷镇压，二是对台湾革命力量连续不断的全岛性大检举。就前者而言，1930年10月27日，台湾发生了震惊全岛的“雾社起义”。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海拔一千二百三十公尺的山地上，地势险要，风景秀丽，是当时日本统治“蕃地”的中心之一。居住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庄的高山族人民，构成了由十一个社组合的雾社部落，他们一向具有光荣的抗日革命传统。在日寇的野蛮压迫和疯狂榨取下，郁积了太多新仇旧恨的雾社人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让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立即出动武力血腥镇压，甚至违犯国际公约施放毒气弹和燃烧弹，把大批义民毒死在山谷里。当时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庄，原有人口一千二百多人，在经历敌人的大屠杀之后，只剩下二百九十八名老弱妇孺，还被强制迁移到埔里北面的眉原（川中岛）去。“雾社起义”发生在日本统治这块所谓“模范殖民地”三十五年之后，它宣告了日寇对台湾原住民的“讨伐”、“绥抚”和所谓“理蕃政策”、“同化政策”的破产，给日本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雾社起义”失败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全面控制，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岛。
就后者而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湾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频频制造政治高压事件。1929年2月12日，日本殖民者突然出动全部警察特务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组合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千多人，全部遭到搜查和逮捕，由此造成震惊一时的二一二事件。随着荻洲担任台湾军参谋长之后，殖民当局的军部权势骤增，对台湾人民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1931年2月，日本总督府宣布取缔“台湾民众党”；3月至6月，又举行全岛性的大检举，逮捕被疑为与台湾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士一百零七人；9月至11月，再度举行大检查，逮捕革命者和积极分子三百一十人。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联盟以及台湾共产党或遭取缔，或自行解体，左翼力量遭受重创，公开的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转入地下斗争。面对这种政治时局的风云突变，借重合法的文学运动开展文化政治斗争，就成了当时的惟一出路。
1931年前后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由高潮走向低谷的阶段，也是杨逵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候。但在杨逵看来，“生活上最潦倒的时候，却是我写作热情的盛季，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表示精神的潦倒，《送报伕》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2页。）当时，台湾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将他们的主要力量转移汇聚到文学活动与创作上来，新文学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与提升。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社会斗士的杨逵的一度沉默，作家杨逵开始登场亮相。事实上，文学活动也是杨逵实践思想理想的一种方式，是他透过小说世界启示来带动台湾民众的觉醒和参与。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上，能够始终靠脚踏实地的劳动来生存，并从大地和乡土直接汲取生命能源和文学经验的，惟有作家杨逵。
杨逵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但苦于一直没有实际写作的机会和经验。在日本半工半读求学的那几年，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寻找思想出路上；返回台湾后，又全身心投入社会运动的潮流中，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搏击人生，难得有时间坐下来安心构思。所以，在二十七岁以前，创作对于他仍旧是一个梦想。
1929年在彰化，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山人赖和先生的相识，成为杨逵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在赖和的影响和指导下，杨逵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与本土作家的作品，更加坚定了他以文学为武器，唤起台湾民众精神的创作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