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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善良、勇敢正直、慎谨令人尊敬和同情的， 《幽灵之家》的阿尔芭，《爱情与阴影》中的贝利萨·克雷普斯库拉里奥，《复仇》中的杜尔塞·罗莎·奥雷利亚诺，都是这种可敬又可爱的女性。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还大胆地描绘了这些女性与她们的情爱，如《爱情与阴影》中伊雷内利弗朗西斯科的情爱，被描写得炽热、真诚、美好，充满了诗意，而读者绝不会从中找出任何的邪念、淫俗，或者粗俗的暴露。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形成的文坛主力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斯卡尔梅达在70年代就已经成名，但影响并不大。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斯卡尔梅达流亡联邦德国，从事电影创作。斯卡尔梅达的短篇小说集有 《激情》（1967年）、《屋顶上的裸者》（1989年）、《自由的枪声》（1973年）、 《情侣和孤独者》（1975年）。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1975年）一问世使斯卡尔梅达一举成名。此后，他又写了《叛乱》（1982年）、《炽烈的耐心》（1985）等作品。
斯卡尔梅达在文学上主张作家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具体的事物中来，主张继承并发掘“文学爆炸”时代的成就，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胆突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是以智利各阶层人物的不同观点从三条迥然不同的线索来剖析智利的社会现状。《炽烈的耐心》则寄托着对祖国命运的美好憧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里奥出身渔家，后来在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居住的黑岛当邮递员。他在政治上懵懵懂懂，他之所以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只因为聂鲁达也持同样的立场，而他之所以阅读聂鲁达的诗，则是因为聂鲁达送给了他一本有诗人亲笔签名的诗集。当天，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便用聂鲁达的爱情诗向姑娘倾诉衷肠，爱情诗果然灵验，他终于征服了姑娘。由于诗人出面向姑娘的母亲说情，这对青年人于是结合了。读了聂鲁达优美的诗篇，马里奥不但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学识也大有长进，而且自己也写起诗来了。智利联盟竞选胜利，萨尔瓦多·阿连德出任总统，聂鲁达被派往法国任驻法大使。马里奥仍与他保持联系继续求教诗人。后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聂鲁达不久也病逝。马里奥悲痛欲绝，但仍在报刊发表诗作。后来被捕入狱，但仍然坚持诗歌创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1982年以前，即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的文学界对拉丁美洲的文坛似乎比较忽略，介绍和关注这一大陆文学思想的人也不多。而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第四次拿回了这项充满诱惑的世界大奖之后，中国的文坛似乎也“爆炸”了，他们马上惊异地注意到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作家们神奇而具有魔力的创作了。
于是，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马尔克斯热”，这一热，就是十几年。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的文学界必然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作家个体的影响，即，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在接受马尔克斯时，是大胆而又果断地吸收了他的手法，又有新的突破，如，郑万隆就是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对自己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之后，“开辟一条生路”。于是，他创作了扑朔迷离的《异乡异国》。韩少功笔下创作的《爸爸爸》的畸型儿也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汲取了重要的养份。而莫言的《球状闪电》也带有浓重的从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色彩”。刘索拉给《蓝海绿天》的主人创造了一个布恩地亚式的虚虚实实的灵魂。至于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那七七四十七天的大雨，那侄儿和大姑不安分的情欲，更是直接地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莫言在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其创作的影响时，也曾说：“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
《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的家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无疑受了相对论的影响，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
第二点，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区域文学或文学流派的影响。如中国的西藏当代文学和广西的“百越境界”派等等，都打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号进行创作。尤其是西藏的一些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受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着很明显的模仿的痕迹。这也与西藏本身的条件有关。从文化地理条件上讲，西藏有着与拉丁美洲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在西藏的文学青年们进行吸收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才尝试着使用具有“魔幻”色彩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作品的。有些评论家，对西藏文学的这种现象曾经提出过尖刻的批评，但这些作品显然不能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把它们归入“照搬”的行列，因为，就西藏青年作家们发表的这些作品来看，他们的确在努力地传达、描述，表现他们所体验和认识到的西藏所独有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所仿效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观念和写作方式。在这些试验用中国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文学作品的作家中，已经有人写出了相当不错的作品来了。如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不仅吸收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且更多地是摆脱了这种手法的束缚，成功地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揉合在了西藏的当代文学中。
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中有趣的争议
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美文学界成名之后，尤其是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研究“热”也兴起。在研究中本来不该出现的一些争议出现了，非常有趣。
首先第一个争议就是评论家强加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福克纳影响”。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段时间内也很生气，他曾指出过“批评家们那么顽强地强调福克纳对我的作品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竟被他们说服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我纯粹出于偶然开始读福克纳的小说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我一直想知道批评家们所说的福克纳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南方旅行时，我相信找到了在书中肯定找不到的解释。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那些炎热而贫穷的村庄，那些绝望的居民，都跟我的短篇小说中描写的极像。我认为这种相像不是偶然的；我出生的那个镇子大部分是由美国香蕉公司建造的。”
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解释，那些“严肃”的批评家仍然不肯放松说他是受福克纳的影响的。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在黑暗中干蠢事却很开心”。当时，对于福克纳马尔克斯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很关注，但是：“当然，我不是厌恶福克纳的影响。相反，我应该把它视为一种荣誉，因为福克纳是一切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之一。问题在于我不十分清楚批评家们所谓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一位知其所为的作家不但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和任何人的相似，而且竭力避免模仿他所偏爱的作家。”
第二个争议就是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底是生于1927年还是生于1928年，这个本来问一问仍然活在世上的作家本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却是争论不休。
起初大多数人都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1928年的3月6日，连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成名之前作传的秘鲁当代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也这样认为。但是，1985年12月16日，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