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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于醉态描叙之中，突出其蔑视权
贵，无视皇帝尊严，狂中带“反骨”的特点。李白自己不是有“安能
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诗句
吗？李子德对《饮中八仙歌》的评语：“似颂似赞，只一二语可得其
人生平。妙是叙述，不涉议论，而八公身分自见”①，是颇为中肯的
。由于诗人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其传神的特征，因而其笔下的人物，
都令人如见其态，如闻其声。
再次，语短情长。杜甫写诗，总是惜墨如金 ，力求诗篇体制小
，容量大，以片言只语反映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朱门酒肉臭，路有
冻死骨”，仅10个字，便将封建社会是达官贵人的天堂、劳动人民的
地狱这一实质揭露得淋漓尽致，产生了多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醉
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短短两句，将诗人与友人李白齐饮、共眠
、同行这些朝夕相处的生活之景概括得何等精妙，将这两位大诗人亲
如骨肉之深情又是发抒得何其真挚动人！
杜甫一生何以留下如此多的吟酒诗？我们认为，这与他嗜酒，与
饮酒吟诗的友人李白、高适等互相影响有关；也与他身处逆境，壮志
难酬，穷困潦倒，却又不愿趋炎附势之生活境遇、思想性格有关；还
跟他推崇历史上的名家，吸取其作品的精华有关。这里，我们想侧重
谈论最后一种因素。
就杜甫全集来说，诗人受历史上名家影响是较多的。就吟酒诗而
言，恐怕他主要是受陶渊明的影响。杜甫推崇陶渊明这位嗜好饮酒吟
诗的名家，在诗里多次提到他：“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至于其诗句“浊醪自初熟
”（《泛溪》）则分明是从陶渊明诗句“漉我新熟酒”脱胎换骨而来
。杜诗受陶诗之影响由此可见。
杜甫吟酒诗对后世诗人之影响也很大。受其影响突出的有白居易
、黄庭坚、文天祥、元好问等诗人。白居易受杜诗影响，写了不少吟
酒诗。其《秦中吟·歌舞》无论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内容，还是在
运用对比等艺术手法上，都受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影
响。黄庭坚有一首《登快阁》，此诗形式上显然受杜甫的长律《曲江
对酒》的影响。文天祥曾集杜甫的诗句为诗，发抒情感，以至作的诗
，他本人也“不知是杜诗是己诗”了。元好问《和白枢判……》一诗
中有“白日放歌须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其中的第一句便是从杜
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原封不动地搬来的。至于清代的沈德潜
、邓辅纶等人多少也受杜甫吟酒诗的影响，然而，其诗往往囿于形式
，成就不大。
注释：
①清·杨伦：《杜诗镜铨》引。
（原载《盐城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论李煜词的艺术成就
李煜，公元937年生，978年被赐毒酒死。他初名从嘉，字重光，
号钟隐，又称蓬峰居士，徐州人，是五代南唐最后一个国君，世称“
李后主”。他整个青年时代是在他长兄文献太子的迫害下度过的，25
岁继位后，史书记载他“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重
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周后死后，李后主立
小周后为继室。他沉湎于丝竹歌舞，很少关心日蹙的国势，南唐小国
被灭是不可免的。李后主也曾挣扎过，但国家迅速灭亡，他是负有责
任的，战败被囚后他后悔不听潘佑、李平的忠谏一事也可为佐证。李
煜虽不属昏庸无能的君主，但朝政上是无可称道的。他在文艺方面却
可谓名副其实的才子。他：“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常以为周孔之道
，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酷好文辞
，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颂室；载笑载言，不忘经义。”①他工
书善画，洞晓音律，诗文均通，尤精于词，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著
作有文集30卷，杂说百篇，然大多佚失，他和其父南唐中主李璟合著
有《南唐二主词》。
古人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婉约者，调子低沉婉转，内容喜
欢“缀风月，弄花草”②，多涉及闺阁儿女之情；豪放者，调子豪迈
奔放，内容冲破了狭窄生活的羁绊，多涉及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李
煜词属哪派，如何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1955年与1956年，
《光明日报》在“文学遗产”专刊上就此展开讨论。
陈培治认为，李煜是封建小国家的皇帝，《虞美人》的内容是李
煜沦为臣虏后对往昔宫廷享乐生活的追忆与伤悼，而这种生活是罪恶
性的剥削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和死亡”的基础上的，因此词
“含有毒素”，“不值得我们学习”。
夏兆亿反驳陈培治，认为，李煜“到38岁时他的帝王生活已告终
结而开始了后4年的受屈辱和被囚禁的生活。由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
化，造成他思想感情上的变化；作为这种生活的反映，他的词呈现了
异彩”；“对于丧乱、屈辱环境的不满和对‘故国’的无恨怀念的这
种情感，事实上已超越了他个人仅有的感受范围而获得较普遍的意义
”。
楚子的《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③与吴颖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
几个问题》④，两文都主张李煜词不仅艺术上可取，思想内容方面也
有可取之处。楚子认为，李煜“早期能够写出超乎统治阶级情感的许
多描写真挚爱情生活的诗篇，以及能够写出像《渔父》这种歌颂清高
人格和自由生活的诗篇”；吴颖认为，“前期的这些词，亦还是可以
基本肯定，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的”。对李煜后期的词，楚子
认为，“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而且有了更为广阔
、更为深厚的社会意义的缘故”；并分析说，李煜这时期所具有的思
想情绪，与人民，尤其是与那些坚决与黑暗现实决裂的战士们相类似
相沟通的。吴颖的观点是：“还不仅仅是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
…从亡国的悲痛到丧失自由的悲痛，意味着李煜词的人民性达到进一
步的高度。……他对统治阶级的丑恶面已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可
见楚子与吴颖对李煜前后期词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其词
写出了真挚的爱情，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或与
人民相沟通的思想感情。
毛星在1956年2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关于李煜的词
的讨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予以转载），对楚子和吴颖等
关于李煜词表现爱国思想与具有人民性的论点，予以驳斥，认为李煜
词的思想内容根本谈不上真挚爱情、爱国感情与具有人民性，并指出
“李煜的艺术成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李煜对于现实生活的兴味和了
解是非常狭窄和浮浅的”。
《光明日报》1956年5月6日“文学遗产”刊出的许可写的《读〈
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与毛星商榷，对毛星的偏激的话与自相
矛盾的论点提出质疑。
接着，《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在1956年5月13日与20
日两期发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集体讨论的《如何评价李
煜的词》。蔡仪认为李煜的词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以自然生动的形象
表现了一定的历史具体的生活真实性”。何其芳同意蔡仪关于“评价
李煜的词，不能把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生活，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作者
的主观思想完全等同起来”的主张，并对李煜词的内容概括为3个方
面：反映宫廷生活的，描写男女生活和描写女子的生活及感情的，描
写亡国之恨的；对词的艺术成就列为4点：概括性很高，形象性很强
，语言很精炼优美，形式和谐完整。
其实，那两年中许多同志许多文章对李煜词的争鸣辩论，主要在
于李词的思想内容上有无爱国思想、人民性及真挚爱情等，而对其词
的艺术成就，大家的看法则大同小异，就是毛星也认为李词“一切的
描写都很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李煜的语言，特别是后期的作品中
，一般是朴素、清晰、洗炼和准确的，很少陈词滥调和矫揉造作”。
那次讨论对词人的身世、思想、感情、词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