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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顿对文学有多方面杰出的贡献，他是诗人、戏剧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是英国古典主义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作为诗人，德莱顿主要以写作讽刺诗、应景诗和抒情诗著称。他的讽刺诗反映党派与个人之间争斗，影射时政。政治讽刺诗《押沙龙和阿琦托斐》（1861）叙述了一段圣经故事：大卫王儿子押沙龙听从侍臣阿琦托斐煽惑，反叛父王，战败而死，以此来影射新党领袖夏夫茨伯里想拥立信基督教的蒙茅资公爵为王储的企图。《奖章》（1682）一诗也是讽刺辉格党人的。他的宗教诗与时政也有紧密关联。在《俗人的宗教》（1682）里，德莱顿歌颂英国国教，反对不信国教的人，尽管他当时还是个清教徒。《牡鹿与豹》（1687）是德莱顿皈依天主教后为天主教会唱的赞歌，他以洁白的鹿和肮脏凶残的豹分别代表天子教会与英国国教。
德莱顿最著名两首抒情诗是为庆祝圣酉酉莉亚日写作的颂诗 《圣西西莉亚之歌》 （1687）和《亚历山大的宴会》（1697）。传说圣西西莉亚是音乐的保护神，风琴也是她发明的。前一首诗写到不同乐器的不同效果，后一首诗写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后，如何受到宴会音乐的影响，两首诗都把音乐颂扬为美妙无比的艺术，在诗歌形式上也追求音乐性的效果。德莱顿的颂诗和讽刺诗标志着英国诗歌中古典主义的确立。
复辟时期，英国的戏剧活动开始恢复。1663年，德莱顿开始他的戏剧生涯。他写了27部不同类型的戏剧：喜剧、悲喜剧、歌剧及悲剧。他引入了新的戏剧类型——仿效法国古典爱主义诗人的“英雄剧”。这些戏采用古典主义戏剧常见主题，爱情和荣誉间的矛盾，代表作品有《格拉纳达的征服》（1672）和《奥伦—蔡比》等。《格拉纳达的征服》以西班牙人与摩尔人的战争为背景，写阿曼泽的英勇和他对阿玛海蒂的强烈的爱，以夸张的语言写主要人物外部的冲突和人物内心爱与荣誉之间的冲突，戏中充满刺激性场面，但人物刻画和语言都不免造作。他的悲剧《一切为了爱》（1678）以古典主义原则改写了莎士比亚的《安东尼和克拉奥佩特拉》，写安东尼对克拉奥佩特拉的爱与世俗野心之间的冲突，有更多的心理分析和精致的细节。莎土比亚剧中的安东尼是怀着强烈激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德莱顿剧中的安东尼则分明是沉溺爱情的复辟时期世故贵族的形象。悲剧严格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规则，地点限于亚历山大城，时间限于亚历山古城被围以后，戏情集中在爱情。德莱顿并不看重喜剧，但也创作不少喜剧，如《时髦婚姻》写一对青年夫妇的婚姻周折，反映了时髦男女打情骂俏的空虚生活。
德莱顿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 《论戏剧诗》（1668）及在他的各种作品的序言里，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论戏剧诗》采用对话形式，讨论英国与法国、古代与现代诗剧各自的功过，表现出他古典主义戏剧原则的倾向。但他对英国戏剧具有偏爱，首先对莎士比亚·斯宾塞本·琼生、鲍芒和弗莱彻作出了正确评价，努力将古典主义创作规则与大7世纪早期英国戏剧实践调和。他的许多重要论文以“序”的形式附在作品卷首。《格拉纳达的征服》的序，追溯了“英雄剧”的发展；《悲剧批评的依据》解释了古典主义悲剧观，强调布局的紧凑； 《论讽刺》追溯了古希腊以来讽刺文学的发展；《古今故事集序》赞扬了乔叟的作品，文学优美。德莱顿还是近代散文大家，散文风格明朗、简要、平易，与他以前结构的散文传统形成对照。
德莱顿对于18世纪的蒲伯、约翰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艺批评成就使他获得“英国文学的批评创始人”的称号。
二 俏皮而轻佻的风俗喜剧
从1642年清教徒关闭剧院到复辟后3个月剧院开演，英国剧坛沉寂了18年。这期间只有1656年上演了威廉·达文南爵士的《罗兹之围》——一部歌剧性质的戏剧。
复辟时期的悲剧作家除德莱顿以外，著名的还有纳撒尼·李（1653——1692）、托马斯·奥特维（1652——1685），他们受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很大的影响。李的《争宠的王后》和奥特维的《保全了威尼斯》，都写了爱情与荣誉、责任之间的冲突，后一部戏常被推为英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
复辟时期的喜剧相当出色。它们不同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浪漫喜剧，而是讽刺性的风俗喜剧，讽刺对象是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但是它们的讽刺并不深刻，以轻松的心情和偷快的反讽来表现生活，俏皮幽默的对话为突出特点。喜剧最常见的主题是上流社会男女之间爱的纠纷，反映出宫廷环境中轻浮放荡的时尚。
威廉·康格雷夫 （1670——1729）是这时期喜剧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一方面模仿法国喜剧家莫里哀，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本·琼生、玛斯顿等人的社会讽刺喜剧传统。1695年，他的名剧《以爱还爱》上演，轰动伦敦舞台。剧中在描写男女间关系的同时，接触了财产继承问题，可见本·琼生喜剧的影响。《如此世道》（1700）是康格雷夫及复辟时期喜剧的代表作，写了虚伪的婚姻和爱情的纠纷。他作品的语言锋利、精确、雅致、备受推崇。
早期的喜剧家中威彻利（1640？——1716）也很有成就。他的《乡下妻子》、《直率的人》写贵族男女之间不正当、不正常的关系，讽刺味较浓。
针对当时舞台上的不道德成分，科利尔写了 《简论英国戏剧的不道德和亵渎神明》， （1698）其中把人生与艺术混为一谈，把反映、批判不道德现象的作品也一律视为秽淫。但是这篇言论对喜剧中过分暴露色情的现象有匡正作用。
约翰·凡伯鲁（1664——1726）和乔治·法克尔是在“光荣革命”以后写作的，他们沿循的是威彻利等开创、在康格雷夫那里达到高峰的风俗喜剧的传统。凡伯鲁自称他的喜剧是“给城里的绅士们提供娱乐”的，他的《故态复萌》、《被激怒的妻子》成为科利尔写反对这时期喜剧的文章的诱因。18世纪初他的创作有改变，原先戏中的不道德有所收敛，为18世纪哥尔德斯密和谢立丹的创作铺平了道路。法克尔的最后两部喜剧指出了英国喜剧发展的新方向《募兵官》和《花花公子的策略》，描写乡村生活，人物多来自中下层，这些善良简朴、生动鲜活的人物代替了冷嘲、世故、机智、放荡的宫廷男女，带来了写实主义色彩，人物间的关系更自然、充满幽默感。他们两人的创作显示复辟时期风俗喜剧的传统已过去。
三 伟大的“天路历程”
在复辟时期坚持写作的清教徒作家除了弥尔顿外，还有约翰·班扬（1628——1688），他是英国17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散文作家。
班扬出身贫寒家庭，祖父、父亲都是补锅匠。他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很早就继承了父业。内战期间，他参加了议会军队，这对他以后的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他的妻子也是清教徒的女儿。他加入了浸礼会，开始讲道。复辟以后，政府禁止不信奉国教的人自由传教，违反禁令的班扬于1660年被捕。由于他坚持传教，先后被监禁12年，1672年获释后于1676年再次人狱半年。在监禁生活中，班扬写了他第一部重要作品《罪人受恩记》（1666），叙述了他信教的过程、传教早期的生活，是他精神生活的一部自传，文字浅显，情感真挚。
班扬的代表作 《天路历程》（1678）也写于狱中。出版不到一年便卖了三版，在当时的英国大受欢迎。这是一部寓言形式的讽喻小说，如同中古讽喻文学，以梦境开始。作者叙述他在梦中看见一个人“衣衫褴褛，站在一个地方，背对着他的家，手里拿着本书，背上掮着个大包袱”，这个人便是基督徒，他手捧《圣经》，肩背世俗利益的重负。他得知居住的城市将毁，在劝说妻儿、邻居出走无效后，独自出走，朝着“天国的城市”，行进，开始了他的天路历程。班扬生动地描写了路途中的重重艰险，基督徒从“绝望的泥潮”挣扎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