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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家德莱顿首先用“玄想”这个词去评论邓恩的诗。18世纪英国批评家约翰逊把邓恩等人称为“玄学派诗人”，进一步分析他们的特点，指出他们体现在诗中的“才趣”是“把截然不同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从外表绝不相似的事物中发现隐藏着的相似点”，“把最不伦不类的思想概念勉强地束缚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奇想”。约翰·邓恩（1572——1631）青年时期写了许多爱情诗、讽刺诗和一些应景诗。1615年出任教职以后主要写宗教诗和布道词。他的爱情诗歌多是 1614年以前的作品，主要收入《短歌集》，共有55首。大多数爱情诗有对女性水性杨花的冷嘲，又体现享乐主义思想，表现出对彼特拉克在柏拉图理想化影响下的爱情诗传统的背叛，如《去捕捉陨星一颗》、《现在你已经爱了我一整天》。他的爱情诗构思特殊，采用科学、神学、哲学内容作比喻。“我脸蛋在你眼里，你脸蛋在我眼里出现，／两颗平凡的真心在脸蛋上安息；／哪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两个半球，／没有严寒的北极，落日的西方？”（《早安》）这种“奇想”新鲜又恰当。但多数怪譬产生机智但隐晦、古怪、矫揉的效果。
《跳蚤》中跳蚤咬了一对情人而融合了他们的血液，成了“我们的婚床”，情人杀死跳蚤就像杀死三个人。这类奇想造作而无意义。诗人的爱情诗大多以死亡和离别为主题，充满关于灵与肉的神秘思想。
邓思模仿罗马诗歌写了《挽歌》20首，《讽刺诗》7首，《警句》若干则。《挽歌》内容仍是爱情诗，《讽刺诗》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政治动态和宫廷典型，但因为有太多的冷嘲和语言上的造作导向隐晦。
邓恩后期作品中，神秘的悲观的气氛加重。他写了一系列《圣十四行诗》和其他宗教诗篇，宗教信仰与内心的怀疑、恐惧、理智分析与情感迸发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他的160篇布道文也表现出新旧信仰，现世来世之间的矛盾。散文风格受拉丁散文影响，比喻生动、想象丰富，在当时吸引各阶层听众。
骑士派诗人指一批在本·琼生古典诗风影响下喜欢写抒情诗的贵族青年诗人。他们沿循16世纪下半叶宫廷诗歌传统，以爱情为题材，反映贵族阶级生活与情调，文字整洁流畅，音调优美。主要诗人有罗伯特·赫立克 （1591——1674）、托马斯·步鲁（1595——1639）、约翰·萨克金（1609——1642）、理查德·勒甫雷斯（1618——1657）等。赫立克的《致少女》在17世纪脍炙人口：“玫瑰堪折君须折，／时间是不住地飞；／今天露着笑靥的花朵，／明天也许会枯萎。……”表现了及时行乐的来世情调。
玄学派和骑士派诗作中都没有动荡的革命时代的直接反映，诗人们力图远离政治斗争、逃避现实。而17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弥尔顿的整个人生都是与革命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2、弥尔顿
弥尔顿（1608——1674）出生于伦敦富裕的资产者家庭。他的父亲是公证人，信仰清教，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16岁从圣保罗学校毕业，进入剑桥大学。在剑桥7年，他广泛阅读，继续希腊、拉丁文学业，先后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他不愿意如家庭希望的那样去任神职，因为他认为教会腐败，教职会限制个人的思想自由。在父亲的谅解和支持下他退隐到父亲的霍尔顿的别墅，研究古典文学和写作诗歌。1638——1639年，他到国外旅行，在意大利逗留的一年半里，与伟大学者伽利略晤面，参加过许多座谈和辩论活动。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促使他中断旅行回国。他说：“我正准备去西西里和希腊时，听到英国内战爆发的不幸消息，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我觉得国内同胞为自由而战的时候我旅游海外，那是卑鄙的”。
1625——1640年是弥尔顿创作的早期，作品主要是中短篇诗作。以意大利文命名的姊妹诗篇《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是他早年诗作的代表作品。 《快乐的人》描写了生活中轻松的一面，无忧无虑的青年愉快的心情。他晨起听鸟鸣鸡啼、猎人号角，看到牧野美丽景色，牧人田园生活，也向往城中歌舞升平的景象。《幽思的人》里，青年受“神圣的忧郁”的支配，夜间读书思索，清晨漫步冥想。弥尔顿作为人文主义继承者的欢快精神与作为清教徒的严肃沉思态度，在他早期诗作中便显示出来。在为悼念溺死的同学爱德华·金写的挽诗《黎西达斯》里，诗人也表现出严肃生活与逍遥生活之间的矛盾。这首挽诗采用牧歌体的传统框架，倾注了个人感情和对人生的复杂感受。诗中也讽刺了教会的腐败。有人认为这首诗是英国最伟大的短诗。
弥尔顿在早期还创作了假面剧。《科摩斯》（1634）不同于17世纪头35年兴盛的假面剧，重点不在音乐和舞台背景，而在于故事，主题是典型的清教意味的，写一个迷路的少女拒绝妖魔的百般诱惑，终于得救，美德和纯洁的力量征服了邪恶的力量。其中也包含了反映清教徒与保守党人斗争的政治意味，相信清教徒最终会得神助，从暴政下被解救出来。
从欧洲旅行返回到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20年，诗人投身政治事业，诗歌创作几乎停止，写了大量的小册子类型的论述性散文。《论教育》（1644）反对经院式教育，倡导人文主义教育。《阿瑞帕吉蒂卡》（1652）是诗人最著名散文著作之一，抗议议会对出版物的审查法，为出版自由辩护。他把议会比作古雅典最高法院，慷慨陈言，认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人类才能赢得真理的胜利。文章言词激烈又论证有力，有很多警句。作者呼吁：“在一切自由之上，给我认识、表达的自由，顺人良心、随意辩论的自由。”这两篇以外的散文著作可以分为宗教问题、离婚问题、政治问题三组。宗教小册子有五个写于1641——1642年，三个写于1659——1660年，与当时国教与清教徒之间宗教论争有关。弥尔顿主张政教分离，反对宗教干政，大力提倡宗教容忍和自由。关于离婚问题的四个小册子 （1643——1645）表示了对天主教禁止离婚的反对。弥尔顿 1643年与出身王党家庭的玛丽·鲍维尔结婚。尽管他们的婚姻维持到1652年玛丽去世，但两人的婚姻生活极不愉快。弥尔顿怀着切肤之痛，提出脾性不合可作为离婚理由，文中大量引用了《圣经》等宗教著作和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弥尔顿的政治小册子在英国革命期间起了重要作用。《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写于国王查理一世受审的时候，文中提出国王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有权罢黜和处死滥用权力的暴君，证明弑君的合理性，消除公众中的怀疑和惧怕心理。同年弥尔顿被任命为国务会议的拉丁文秘书，他撰写拉丁文小册子宣传国内政策，反击国内外的攻击。《偶像破坏者》（1694）驳斥了表白查理在世时虔诚、和蔼品德的《国王书》。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作的《为英国人民辩护》（1650）驳斥了雇佣文人撒尔梅夏的《为国王查理一世辩护》，颂扬英国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勇气，对撒尔梅夏品行方面的无情攻击，使这位著名文人名誉扫地。《再为英国人民辩护》 （1654）再次证明了人民行动的合理正义性，表明弥尔顿为宗教、政治、个人自由而战的信念。他的最后一篇政论《建立共和国的简易办法》（1660）在复辟前夕表明他反对暴政的坚定信念。弥尔顿把20年的大好年华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散文的中心主题是拥护自由、反对暴政。他的散文论点鲜明，雄辩而富有文采，具有雄伟、宏大的气势。
弥尔顿写有24首十四行诗，其中7首写于早年，其余17首写于中年革命时期。他的十四行诗没有遵循传统，不是爱情诗，也不自成一组，而是表现了广泛的题材。有5首是写给朋友的，颂扬友谊，主要是应酬之作。有两首回击对他所写的离婚问题小册子的批评。还有两首与他的宗教小册子有关，反对宗教迫害，提倡宗教自由。有6首关涉政治问题。他作诗献给克伦威尔并对当时主要将领进行规劝，希望在和平时期坚持革命信念。著名的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说：“……在他手里／这东酉 （指十四行诗）变成了号角；他吹奏出／激动人心的调子——可惜为数太少了。”有两首十四行诗揭示了个人情感。在担任政府拉丁文秘书期间，弥尔顿鞠躬尽瘁，患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