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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看的是蔡启明的检举信。信用毛笔写在旧式的十行纸上，密密麻麻的几大张。关于三青团一事，他是这样写的：一九四九年春的一个傍晚，我与他一起在校内的一座木桥上散步时，亲口对他说的。这又是一个莫名其妙，我是一九四八年秋才进的这所学校。原先在市北中学读高一，是被“勒令退学”后考进这七宝农校的。我姊姊朱虹是一九三八年离家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哥哥朱悦因参加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于一九四七年去了冀热辽解放区。我在上海的家石门二路福临里七号还是青岛地下党市委设立的情报站，先后有情报人员曲琦、赵劭坚、关宝鑫、孙志芳于此居住。时在一九四九年春了，我居然捏造一个三青团向他炫耀？检举信上还写有我在校内办过一张油印的反动小报一事。这油印小报，确实有的，是我与杨乃源、应耀庭二人一起办的，但内容并不反动。其时，因看过碧野写的《乌兰不浪的夜祭》，深深为之感动，于是为这油印小报起名为《绿原》以与碧野对应，也含有学农之意，并盼望绿色遍大地。这油印小报，我至今还保存有一份。其中，有我刻的两幅木刻，一为鲁迅头像，一为饥民图；再有，是中共地下党员林瑞章写的悼念一位逝去的同学的文章，含蓄地揭露统治者不管民众生活的行径。也不知怎么的，这油印小报在蔡启明眼中竟成了反动的？
又翻看发信外调来的各种材料，没有细数，总之有几十份之多。这些材料，除一份几乎把我说成是可能的特务而外，其余的倒也客观公正。使我又出了一身冷汗的，是见到了原机关人事处一位姓孙的副科长秘密搜查我的办公桌与我的宿舍所写下的报告，不过几句话，其中有什么什么情况“十分可疑”的字样。带了“有问题”的眼光来搜查，发现一只蚂蚁也会说成是大象的，留下的片言只语、自我心理宣泄，更是会被分析出似是潜伏下来的高级间谍的。
一九五四年我考上了大学。本来是在一九五二年就有的机会，那时生源不够，号召机关人员考大学，我们机关分得十个名额，结果只去了九个，这另一个应该是我，但正在审查，怎么能有这缘份。检举信是发挥了它的功效的。在大学里，由一九五四年秋的反胡风运动发展到了一九五五年春的肃反。放暑假前，班党支部委员张景岳找我讲话：开始肃反时，党支部曾经在班上说过，有问题要交代的，到班里设立的接待室去交代。你的三青团问题虽说查清了，但也应该来说一下的。原来如此，虽说“查清了”，但被审查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还应该在不论什么运动中都要去报到的，这也就成了一个终身负担。事实也是如此，以后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有人提到这件事。以文化大革命来说吧，先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被造反派以“反党分子”、“漏网右派”、“保皇小丑”三顶帽子送入“牛棚”，继之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又以鲁迅说过的“可恶罪”靠边。直到一九六八年冬，说要“落实政策”了，工宣队的林某（忘其名了）找我，在准备“解放”我时，还不忘记问了一句：你那三青团的问题有没有要说清楚的？
粉碎“四人帮”后，是八十年代初吧，说要清理档案，把档案中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去掉销毁。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单位里各部门各选派的一人。我所在部门是小范去的。那时，他住在我楼下，也听他说一些清理的情况，说是从我的档案中清掉不少东西，原来厚厚的一大包，现在是变薄了。不知道蔡启明这封检举信是否也在清除之列，好在以后也没有人再同我谈起这个问题了。其时，我的年龄已过了半百，别人说我是“老运动员”，也由人说去了，于我已经无所谓了。“世事洞明皆学问”，我无法洞察别人，对自己总可以洞察一下，于世事已无所求了。
近日，在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的《传记文学》上看到一篇题为《从苏联劳改营到中国“牛棚”》的文章，写的是李正文的坎坷人生。李正文是一九三○年参加革命的，一九三二年五月成为中共党员，曾在北平“左联”担任执行委员，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朝圣者的心情踏上苏联国土。朝圣者正好遇上了斯大林进行的大清洗，受害者达五百万人之多，李正文被以“日本间谍”的罪名投入了监狱。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俄文名叫索妮亚的中国女人写的诬告信。这诬告信是可以编入什么“大全”里去的，其内容有：一、李正文在五一劳动节从没有喝过酒，这是反对国际劳动节；二、极少去莫斯科城里参观，这是不愿看到苏联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三、认购公债以及对西班牙革命的贡献多，这是有意掩盖其“反革命面目”；四、懂日文，母亲是日本人，一定是日本特务。对这女人来说，连同她一起居住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党人宿舍的共是四男二女，结果是除这个女人以外，其他的都在她的诬告信的作用下被捕了。看来这诬告信的威力还真不小。她则可在这种出卖良知中得到“积极分子”的称号。由此我连同想到我们这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多少人也是以这种卑劣的手段作为进身之阶的？而这种“积极分子”却又是得到了来自最高层的有力保护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明文规定了，即使“不够右派”而当作右派斗争的，为了“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也“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而只是“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再找一个“适当时机”“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就是说，划错了，也不必认错的，原因之一即是为了保护积极分子的“正义感”（？）。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更是明确列上了，凡“污蔑”革命积极分子的，应划为右派。如此，这类“积极分子”怎么不会代代相传？
由此，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总有人说，对“造反派”，他们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不过是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蒙蔽，才做了错事。这是在粉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后的评说了，而如果林、江的阴谋得逞，这些“造反派”不也就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过去的政治运动作借鉴的，“在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是叫了多少年的口号了，要获得进身之阶，这是一条有成例可援的捷径——谁知这次竟然不灵了呢！也总算现在是宣布了不再搞“运动”，这才堵住了这些拟当“积极分子”者们的腾达之路。
因《传记文学》上的这篇文章，我这才知道了原来告密者是可以这样厚颜无耻的。这里，我倒想提一个建议：分门别类编一套告密丛书如何？把各式各样的告密信搜集汇编起来出版，估计很会有读者。积几十年之告密材料，即使有所散失，保存着的肯定不少，如至今还安卧在各人的档案袋里还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文件”的。当然有难度，还得再清理一下数以几百万计的干部档案，但这项工作的意义是不可小估的，可以教育今人也可以教育后人，让人知道什么是告密者的嘴脸。
如今看那个叫索妮亚的中国女人所写的诬告信，仿佛是天方夜谭，但为什么这类文字居然会被苏联的肃反当局所重视且认真对待？所以，如果要编这套告密丛书最好还能附上当事人的说明。这当事人包括两方面，一为处理人者是为何处理的，一为被处理者因这告密信而所受到的待遇。
不知这个建议能否为出版社所采纳？
附言：既是写实，则一切均应确凿无误而不带丝毫虚构。因之，文中提到的人名也一律为真名实姓。我不想用什么代号来代替，有冒犯之处，请他们谅解；也申明一句：如有不实，我负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