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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下评语：“这章真伟大！”
然而，《佃农理论》发表历三十年，虽然被引用不下五百次，但除了朋友外，从来没有人提到那第八章。这可能因为一般的学者对验证的方法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地方性的现象，如台湾或中国的农业，视若等闲，事不关
己，己不劳心。当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什幺地区都同样重要。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时以统计学发展出来的数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开始大行其道。我当时是门外汉，但有一位精于该道的同学（J。Pippenger）阅读了我那验证的一章后，说他有点怀疑统计学是否那样重要。后来在芝大
H。Johnson读该章后也是那样说。九年之后，我因为作石油研究而在数量分析与统计学那方面学到不少，或起码知道这些学问的大概。在这里不妨跟后学的人说说有关的问题。
统计学有两个重要的用途，但也有一个弱点。重要用途之一，是好些时肉眼不容易看到的数字上的规律或结论，统计学可以明确地表达出来。当然，有些人的肉眼很厉害：他人看不出的规律，这些人可以一目了然。对那些肉眼平平的
人来说，统计学的用场就倍为重要了。
第二个统计学的重要用途，是这门学问可以把很复杂的规律有系统地处理。当然，在今天，数之不尽的统计低手，舞数弄计，但求表演技巧，把简单不过的验证搞得一塌糊涂的。
统计学的主要弱点，是陷阱太多，其结论不大可靠！事实上，一般而言，统计的技巧用得越复杂、越湛深，其可靠性就越低。高手统计，永远是简单得出奇。
道理是颇为明显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幺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
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A。Marshall 1842…1924）所说，是卤莽而又无耻的。
理论的验证含意是要预先想出来的。有统计技巧的协助，锦上添花。
（之五）
我是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芝加哥大学去的。当时芝大经济系实力之强，史无先例（恐怕也是后无来者，因为当年的同事，先后有八个获诺贝尔奖！）。从长堤到芝大去，我很有“大乡里出城”之感。
行前的整个暑期，我什幺也不干，半页书也不翻。芝大只给我一年合约，我得好好地利用、学习。我因此多事休息，养精蓄锐。可不是吗？一个在茶寮学艺的人，被邀请到少林寺去深造，若与那里的伙头陀动起手来，怎幺办？想不
到，后来在芝大与那里的方丈大师多次较量，竟然可以打个平手。
我求学时的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算是籍籍无名的了。但有两方面很特别。第一，依照赫舒拉发今天的回顾，他平生没有见过我在加大时那幺多的好学生聚在一起。赫氏曾经在哈佛与芝大任教职，这评语应该有分量。因为有七、八个同
学都是上上之选，大家日夕研讨好几年，功力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到了芝大跟那里的“明星”学生研讨时，我发觉他们在价格理论上的功力，不及加大的同学。
其二是在加大时有三位老师，在我离开加大之后好几年变得举世知名。艾智仁是一个，赫舒拉发是一个，宾纳（K。Brunner1916—1988）也是一个。纯从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价格理论那方面看，在二十世纪是不容易找到比艾、赫二人合
并更好的教导的。
上述的三位老师当年虽然名气不大，但对芝大的高手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我到芝大后，他们知道我是艾、赫的入室弟子，就刮目相看。
在芝大我住在“国际宿舍”，很简陋，但既然晚睡早起，哪管住得怎样？安居后到芝大出版社找那里的经济学编辑，说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要立刻发表。我跟去找D。G。Johnson，那位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的前辈，问他应否让论
文立刻出书，还是多花些时间修改。他说要细想一下才能给我回应。
过了一天，Johnson找我，说：“我想过了。一般来说，写过了的题材，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有地位的要发表，就应该发表而转到其它题材上去。但你的论文有可能是经典之作。相信我吧，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不
会再有这机会。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才发表。”我答应了。
其实在芝大的第一年中，我没有把论文“改进”，而是加长了大约四分之一。芝大虽小，其图书馆的齐备是我平生仅见，应有尽有，而偶然找不到的书，他们总有办法在数天之内从其它图书馆借过来。有新的资料，补充论文就容易
了。
从芝大的主体图书馆中我翻阅“旧案”，追查了经济学者二百年来在佃农理论那方面的思维。这工作构成了后来书中第三章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大部分。
更重要的是芝大亚洲图书馆给我的启发。也许是时来运到，那里的中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农业的，很齐备，而其中是有一个故事的。
大约一九二五年，美国Cornell大学的一位农业教授——卜赛，J。L。Buck——带他的太太到中国去，在南京大学勾留了大约十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农业的研究大有所成，用英语发表了几本经典之作，使Cornell大学的农业经济系举世知
名。（卜赛教授名气虽大，可及不上他那以写中国故事而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太太——Pearl Buck，即赛珍珠。）
卜赛教授以英语发表的几本中国农业名着，在加大写论文时我当然熟读。然而，当年在南京大学，他是拿美国资助的研究金而大搞一手的——差不多整个南京大学农业系的员工及学生都参与该项调查研究。可以这样说吧：以卜赛教授
为首的农业调查，其包括之广，其探讨之深，史无前例。
到芝大之前我不知道的，是卜赛教授的多个手下研究员也写书，是用中文发表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内，这些论着我有机会拜读，获益良多。
在加大的论文中，我探讨了为什幺选用佃农合约这个问题。但在芝大的南京大学的陈旧中文档案中，竟然有各种不同的农地租用合约的版本！有几个月的晚上，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对这些合约发呆。后来把心一横，拿起笔，在纸
上写下《交易的费用，风险的避免，与合约的选择》这个名目。这就是后来书中的第四章了。
这第四章是可以独立的。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请女秘书把这章派给芝大的同事。两天后史德拉（G。J。Stigler1911…1991）给我电话，要我到他那以“残忍”知名的工作室（workshop）去研讨我这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
是在芝大的法律学院的课室“研讨”的，听众坐位高升，讲者坐于最低位，我先到，一看场面，就不由得心寒起来。到场的名家甚众。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史德拉就大兴问罪之师。替我辩护的有艾智仁（他当时造访芝大），有
H。Demsetz，也有其它的。两个小时他们吵个不休。我除了开场几句什幺也没有说。高斯（R。Hase1910——）坐在我的面前，只在微笑，以示嘉许。
今天好些人说我很有争议性，冤哉枉也。六六年的十一页论文大纲，在加大到会者吵了五个小时；这次在芝大的史德拉“工作室”，他们又吵了两个小时。我自己连话也没有机会说，“争议”怎会扯到我这边来？
过了一天的中午，在芝大的教职员餐厅内，戴维德（A。Director1902…）从远处慢慢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昨天的文章是我几年来读到最重要的。”跟转身而去。他可能不知道，我想“合约的选择”这问题，是因为作学生时听到他
的关于连销（Tie…in Sales）的口述传统，心焉向往，得到启发。
不久前在哈佛谢世的Z。Griliches当时也在芝大，读了《合约的选择》一文，说：“你这文章将来可能把经济学改变了些什幺。”十多年前他来港一行，旧事重提，说：“六八年我说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会改变些什幺，说对了，
因为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