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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相信吗？如果邓小平还健在，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股市上大赌一手，你要买圣信德的众多天才再加十倍胜出，还是买邓小平一个连一条方程式也不懂的人胜出？
我们不容易解释市场的好些现象，尤其是宏观性的某些暴升暴跌的现象，是因为世界的局限条件太复杂，而在这复杂的情况下，有些人在讯息上处于有利位置，可以预先知道一些讯息而在市场大赌几手而风花雪月去也。有些人处于另
一种有利位置，可以制造新的局限条件，或刻意而又成功地误导市场。一些市民或股民，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又或者以为自己掌握到一些内幕消息，糊里糊涂地下注；而其他的好些股民，本那所谓“牛群直觉”，一窝蜂盲目地炒上炒
落。
如果我们能知道复杂无比的讯息局限条件的大概，而又知道这些讯息对不同的人的分布，那么“非常性”的市场现象，大学一年级的经济学理论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但假若有无足轻重的人能深知上述的局限条件，因而可以推断市场
的去向而准确地下注，市场的走势就会由于这“准确下注”而改变了。
在市场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局限条件的整体而引起的波动中，或然率往往使某些数据有连系性的出现。这使好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按这连系下注便有利可图。历史上，好些人以这种下注方法赚过大钱，但其实是或然率让他们在某波动时期
吃到甜头。但历史上，这些“高手”也往往因或然率而破产收场。
股市上的所谓图表派，是因为或然率容许有不尽不实的数据连系性而促成的。历久以来，我称“图表派”为“风水派”。
圣信德学派是图表派的绝顶高手。因为电脑的功能越来越了不起，市场的数据可以大量搬进电脑去，一按掣就大有可观。这些高手不仅懂电脑，且数学高不可攀，又用上巧妙的假设，于是使人看来更是敬畏有加了。
问题是，这些天才忘记了科学方法的第一课。不管电脑如何了得，不管方程式如何湛深，他们是以市场的数据来解释市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了。在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
一百年前，英国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说得清楚：最鲁莽、最不负责任的研究者，是有意或无意地以事实来解释事实的那一类。此乃圣信德之类也。（1997年5月）
最蠢还是马克思
作者：张五常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
（一）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
（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
（三）“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
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munist也。
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
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高斯的思维下，老马这三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高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三（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munism是大有出入的。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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