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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想没有任何人预测比我更准确了，因为事情正如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我唯一没有预见到的是，中国发展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我认为要用25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中国只用了10年时间。你们可能知道我在1981，1982、1983年
写了很多有关中国发展的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有关中国的预测我没有犯一个错误！我所预测的每一个细节都已发生。这也证明了经济学基本原则的预测能力和解释力。我的预测太准确了，以致于别人误认为我参与了指导中国的经济改
革。其实，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看一下当你改变了某一约束后社会怎样改变。当然后来中国高层的许多智囊来拜访过我，原因是我的预测很准而不是我在指导改革。关于中国的未来，我会在武汉大学更仔细地讨论。
问：您刚才谈到只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价格机制才能起作用，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我们明确要建立市场机制，但是，另一方面若实行完全私有化又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改革进入了两难境地。您对此有何看法？另外，除了
在经济学领域，您在其它艺术领域也有较深造诣。请问经济学以外的领域比如艺术踉经济学有何相通之处？对您的经济学研究有何启发？谢谢。
答：关于第一问题，我明天会详细阐述，所以今天我只是简单讲一下。确实，人们经常担心由市场决定一切是否会引起混乱。其实，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有一点历史经验可以给你们增添一点信心。在二战后，大量大陆人
口涌人香港。香港人口在恨短时间里实现了10年增长目标，英国政府由于当时不在乎人口问题而放任不管，当时英国财长认为应该进行外汇管制，但由于不知道如何控制而没有实行。那时，当然出现了一些诸如抢劫等社会问题。但警察会
管这些事。我们注意到的是当时正是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们，也就是1858年的日本明冶维新，当时的皇帝只有5岁，签署了一个指令，允许土地自由交换。结果，政府没有任何力量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
市，没有任何计划、完全混乱。但是最快的经济增长也就出现在那段时间。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日本在一战、二战侵略中国，当时就是日本人在太平洋地区给美国人很大麻烦。假如你问我为什么小小的日本竟有如此强的实力，我会告诉你
就因为有了明治维新。
有关经济学与艺术问题。在科学界一般人认为50岁以后几年是黄金创造时期。就我个人而言，我在62岁仍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对于艺术就不一样；我的一位朋友101岁时还在他的艺术生命中创造了奇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想退休
的原因。
问：在任何转型期公平问题都是一个突出问题。据我理解，产权经济学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我想问的是，你认为应怎样解决公平问题，另外在理论上两者如何协调？
答：瑞典的收入分配比其他国家更公平，城市很干净，人们有自己的车等等，但如果你到那里亲自体验生活，你就不会在那里住。因为所谓的公平代价是非常大的。
（华中理工大学张卫东樊志宏整理）
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
作者：张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赛在西德举行，中国大陆的男子选手全军尽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国团在世界男子单打的决赛中，左推右扫，把匈牙利名将西多杀得片甲不留。中国作为乒乓王国是从那天起的，到今天为止，
整整三十年。没有哪项体育活动能这样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
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
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战胜荻
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
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
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小
房间作为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我有时在那里闭目让单马，仿效着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那样去剥削一下那工会的会员）。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
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
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
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
“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
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
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
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