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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是贝克尔，他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希望能发展出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以解释
经济体制的演进，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因此，当我被要求来回答刚才那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怎样变化时，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在恰当的领域寻求理论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自己心理不是很有数，我
一定能够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很多人喜欢出来预测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他们说错了，以后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对了，他们一下子就成名了。所以我想我也可以试一试，随便瞎
说，如果说对了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成名了。1929年有一个人恰好正确地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他因此而一下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他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人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都在谈论经济大萧条问题。
由此看来，有一件事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去作，那就是你出去瞎说好了，而且要一直说下去（只要你说对了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当然，我当时并不是很想要成名什么的，我只是一直在琢磨，我怎样才能发明一个理论，以试图来
解释中国的未来。
在1981年夏天的某一个晚上，我正在想着这些问题。突然之间，当我把交易成本分成两个部分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理论诞生了。我当时的结论是，只要邓小平坚持把中国的大门一直敞开，那么中国就一定会走向资本主义。因为，我们
所说的交易成本有两种，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别的制度的运作信息及所带来的成本，当打开国门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其他经济系统的运作信息，那么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就可以大量地降低。我今天不想花太多时间谈那本书，只
是提一下，在那本书里，有一个非常长的章节来探讨这个有关制度变迁的基础理论问题。
1983年11月，香港的中文报纸邀请我写一些中文的文章，把经济学的道理介绍给中文读者。由于我以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写作过任何东西，所以当时有人笑话我，他们认为我的中文文章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加之我对现代话即白话的
中文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我的文章里放了很多古汉语的东西，把它跟现代汉语揉和在一起。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风格，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风格。有不少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说，那只是因为我不会现代白话
文，所以我才这样写。我的中文文章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是自己直接写成中文的，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太太的帮助。对一个从来没写过中文文章的人来讲，每个星期写两篇，而且每篇有2500字，这可不是件很容易的工作。
我的第11篇文章是发表于1984年2月初，那篇文章在香港和大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当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出现以后，当天打到我办公室的电话整天未停，那篇文章的中心是想解释为什么大陆不允许大家听邓丽君的歌。1983年中国
的各个大城市都在播放她的歌，但政府是不允许播放的，因为他们认为邓丽君的歌会污染中国人的精神。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邓丽君并不是一个资本家，她是一位工人。但是她只需工作一个小时，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元钱。她也没剥削任何
来听她歌的人，也没有剥削任何买她歌唱会票的人，所以那些资本家或公司管理人员都恨不得给她下跪和他们签约，所以就要问了那个剩余价值到底在哪里。当然在卡尔·马克思那时，英国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也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么多
人对邓丽君的歌有这么大的反响，我才决定用中文写写这些现象。
这之后我就开始专门写一些关于中国发展变化的文章。但是他们要记住，我是在1981年我的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基本成熟之后，才开始写这些文章的。所以，1984年、1985年我开始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用的是1981年就完成了的
那个理论框架。到现在为止，我大概已经写了100来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因为我的推测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从来没犯过任何一个错误。也由于我的预测太准了，结果很多人
都以为中国政府在听我的。其实我并不是他们的顾问，或者其他的什么之类的，只是因为我预测得太准了，所以他们以为中国领导人在听取我的意见。
在这以后，北京也派人到香港和我谈一些事情。但是我自己坚决认为经济学家是没有办法来真正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也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掌声）。如果我们真正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要把中国从那种状态下改变
过来，而且是在非常短时期内实现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个人到了75岁以后，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不过是刚好生得逢时，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地点，使用恰当的语言，而且也刚好知道这个恰当的理论而已。
从1982年到1995年、1996年十四、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了。我所担心的一直是中国的改革推进得不够快，中国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希望改得慢一点，但是我希望它快
一点，越快越好。因为那些建议走完全渐进道路的人，其实对经济学理论不够了解。在这个社会经历巨大变迁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人都希望出来讲几句话，其实很多人讲的都是垃圾。
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第一种体制就是所谓的私有产权的体制。私有产权也就是说，（假如）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卖给别人也好，以任何价钱卖给别人然后把钱放进我自己的口袋里也好，等等，想怎么
样都可以，这就是私有产权的精神。对这个东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处理它都可以。并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拥有它。你可以拥有它，只要你给我足够的钱。我愿意把它卖给你，与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当然，如果没有任何人真正拥有这杯水，如此一来会怎么样呢？那么很多人就会去竞争以得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这种竞争过程会导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为得到这杯水而花去的精力的
价值刚好等于这杯水的价值，那么这杯水真正的价值就相对消耗到零了。经济学中有个公共品理论，我当时就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共产权。
另外一种体制，也就是所谓的第二种体制。（仍以这怀水为例），在这种体制下，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进行的，即论资排辈。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这种级别排列起来，好比行政管理人员分很多级，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级，
所以到最后都是按级别来进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拥有5栋房子，而我只有1栋，在私有产权社会里，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种体制下，产权的分配由等级制度来界定（人们对某个物品或物业的权利，是根据他的管理的排级来决定
的，而不是根据谁拥有或谁付多少钱来决定的）。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不是相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在等级制度下的排序来减少租金消耗。在这个系统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最初所实施的体
制下探讨法治问题是愚蠢的，因为那个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冶的系统（它是根据等级来进行治理的）。也许你可以探讨纪律的问题，或者家庭纪律、或者军队纪律，但是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来治理，因为法治有一个基本的
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拥有的产权来区分的，那么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来的那种没有（私人）产权的社会制度下，因为用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来决定推拥有什么。
我并不是说私育产权体制更好，我只是说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产权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说后一种体制不好，而只是想说在那种制度下，人的权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
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