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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只限一百美元为可输的上限。不久前她到拉斯维加斯，我在香港以长途电话劝她多赌一点
（到了该城，不赌有什么意思？），她就是不听。
毋庸讳言，赌博是一种娱乐，可以消磨时间。去年夏天，我到赌城Lake Tahoe 去开经济会议，晚上闷得怕人，我拿三百美元去赌，以为可以买半个小时的娱乐时间。殊不知赌来赌去也输不掉。赌了两个多小时，兴趣尽失，但赌桌上
的钱有增无减。我于是每手将所有的钱都推出去，到第三手才能输清光，诚苦事也。
最有分量的反赌言论，是开赌场会引来黑社会的操纵，治安会有问题。昔日的芝加哥与今天的澳门就是例子。是的，在传统上赌场与黑社会的混合有迹可循。但为什么如此呢？
一个可靠的解释，是历史上赌场往往是非法的，所以黑帮当道。黄、赌、毒的经验皆如此。就是像澳门那样，赌场合法化，但若政府管制发牌的数量，以至“油水”过多，那么贪官、黑道就会有混水摸鱼的空间。
近二十年来，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众多赌场办得好，使人对该赌城刮目相看。除赌以外，酒店的设计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给，而表演节目应有尽有，要赌与要不赌的皆有所适从，实在是一个消闲的好去处。我自己对这一类娱乐没有嗜
好，但数之不尽的朋友很欣赏，每年总有几个周末到那里花点钱。听说美国东岸的大西洋赌城也办得不错。
今天，拉斯维加斯是美国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城市。游客每年数千万，销展及国际会议触目皆是，而据说赌场三分之一的收入，是来自我们亚洲人。治安可人，而到那里散散心的多是有识之士，是有分量的道德判断者。
是的，像澳门那样的赌城我反对，像美国华盛顿州近十年来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设立的赌场，搞得不伦不类的，我认为没有意思，不办算了。近乎拉斯维加斯那样现代化的、以消闲为重而又能引来举家大小的游客光顾的赌城，香港不
妨客观地考虙一下。
建议香港开赌的一位朋友提出大屿山为地点，甚有见地。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基建，是应该多加利用的。香港是有条件把一个小赌城办得很好的。慎重衡量，没有信心办得好才放弃，是上策。
赌城的成或败、好或坏，历史上的档案有的是。我们的财政司长是不难找到可靠的资料及顾问的。有了可靠的资料，我个人有三个建议。
其一，政府不要向管制牌照数量而多赚牌费那方面打主意。政府不要赚生意所得税及地价以外的钱，要让赌场带来的利益地流到市场上去。其二，要尽可能向国际的大庄家招手。我们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引进设计与赌法，务求国际
化。
其三，外地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赌城的重点不是赌，而是娱乐。今天中国大陆的歌星、舞星不计其数，菲律宾的历来都有看头，所以要办赌城，政府是要大量放宽这些艺员的进口的。
反对香港开赌场的权威人士，有责任到拉斯维加斯去考察一次。
评钱俊瑞的香港观点
作者：张五常
在我有机会会遇见过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令我欣赏的是钱俊瑞。他的英语比我的国语好得多，使我们容易交换意见；他言论坦率，跟我开门见山的性格相似；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佛利民。佛利民到中国时，钱先生招待过
他。我对钱先生因此有点亲切感——虽然我们只有一夕之谈。
君子和而不同！我肯定钱先生会同意这句孔夫子说的话。他离港回国后对香港所发表的意见，我大部分是不敢苟同的。
钱先生认为香港今日在经济上的骄人成就，英国的贡献只是次要的，其他因素才重要。这些“重要因素”，包括1。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2。多年来香港能保持稳定发展，因而能得外国人的大量投资，及在韩战与越战期间发了他人的
“国难”财。3。香港中国同胞的辛勤。4。中国大量供应物资。
港口优越性不及上海作为一个港口，香港地理位置优越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优越性却不及上海。后者近港口且位于长江口，既能成为中国货物的吐吞口，而又比香港接近日本及北美。解放前上海比香港繁荣得多，这是重要理由之一。
若中国能尽量发展自由市场——像香港那样自由——则香港会遇到难以取胜的竞争对手。目前上海的经济地位，与香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制度不同。
在大学念书时我会写过一篇有关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文章（可惜现无存稿），在抨击英国的结论中，我不能不赞赏她当时能看重海盗多如牛毛的香港的先见之明。用武力强迫开放贸易的行为已成历史陈迹，但若不是角京条约，中国
何时才会发现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还是一个疑问。
至于钱俊瑞提出香港因久享太平而得的特殊好处，我以为他是忽略了较重要的一点。这就是香港军事费用较其他国家低。但香港并不太平。五六年及六七年的暴动，及在几个期间大量难民涌至，都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战后三十多
年来，香港居民暴增十一倍！撇开提高生活水准不谈，单就处理治安及难民福利徙置等问题，手续之繁，费用之巨，都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发“国难财”谈何容易
外国在香港的投资，不是因为和平安定之故，而是因为在不安定的环境下，香港仍能保持自由竞争，在大量供应徙置及廉租屋的政策下仍能保持低税率，使投资者能估计香港的风险负担，比起其他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较为优
胜。
我从不相信外地战争能导致本港的繁荣。少数人发“国难财”是可能的，但整个社会因外地战争而在经济上大蒙其利的，很难有实据。当然，无战事的地方总比有战事的地人好得多。但与其希望日本和台湾开战而使香港从中发财，倒
不如希望他们国富民安，跟他们交易而获利。这不是因为为我们应有仁慈之心，而是因为要在他人的困境中赚钱，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那么容易。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几年，并不是韩战、越战或文革动乱期间，而是这些不幸之后的一九七
六至一九八二年！
钱先生又认为，香港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同胞辛勤所致。这观点对了一半，错了一半，为甚么呢？因为他们忽略了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撇开众所周知的中国人在中国并不勤劳的困窘问题不谈，制度对勤劳还有两个要点。第
一、若只要辛勤就可带来繁荣，那么繁荣实在是太容易了！辛勤要有所值，而市值是经济繁荣最准确的量度。若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劳力是不可能由市值带动的。第二、勤于知识投资，与勤于生产同样重要。前者也必须基于市价的
指引才有客观的收获。
大恩不言谢上下交征利
我以为近来关于香港繁荣的各种言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香港人的知识资源。在香港，不仅专业人士众多有目共睹，就是工商管理有方的杰出青年，也是屈指难数。这现象，绝非二十年前的香港所可比。
钱俊瑞提及的最后一个有关香港繁荣的因素，是中国以优惠的价格大量将物品供应香港。这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同样地，其他国家向香港供应汽车、石油、电器用品及种种食用品，应有尽有。而香港也供应外地各种产品。在金
融上，香港提供的服务更使内外商人减低交易费用。
大恩不言谢，是市场的黄金定律。这定律自一七七六年经阿当．史密斯指出后，从未有人能成功地否定过。“上下交征利”是任何经济繁荣的主因。在市场上，无论价格如何优惠，买家从不怀疑供应者有利可图，而生产出售者也从不
否认是为图利而供应。
钱俊瑞认为港英在香港的贡献是“搞了港口、码头、道路、通讯等基础建设”。他可能不知道，这些建设中较有成就的，不少是私营企业，即由资本家管理。其他政府经营的发展，见仁见智，但绝不单是香港政府才能办到的。
港兴盛英衰败的原因
港英对香港繁荣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了香港的经济制度。我将这制度的设施及保护的功劳归功于港英，就是因为我不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能有其他执政者可取代港英的地位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