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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是宋子文。这个以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对国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确大有才华。他在一九三四年为经济学大师费沙（I。Fisher）荣休而写的一
篇关于中国财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陈述银两外流对货币供应及经济衰退的关系。有资格为费沙荣休下笔的人不多，而费沙是货币理论的大宗师，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门弄斧？
一八三四年，当鸦片进口与日俱增之际，一件少受注意但极为重要的事发生了。英国政府取缔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后，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只由东印度公司一家包办。虽然走私的英商不计其数，
但他们不敢明目张胆，费用当然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对一家东印度公司，专利对专利，相安无事百多年，而东印度公司赚钱所付给政府的税，达英国库房的十分之一。问题是，走私的英商越来越多，而他们又要付走私费用，所以他们联手迫使英国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缔
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
这专利取缔之后，此前的专利对专利变作英商自由竞争对一家行商的专利。这家行商当然大发其达，左推右挡，使英商“冇啖好食”。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不断地建议政府要设法废除中国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见外交途径无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书英皇，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图书馆的陈年档案中读过，过瘾精采，今天记忆犹新。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是以一些鸡毛小事为借口而派军舰的。炎黄子孙为了面子，就推到烧鸦片那方面去。其实，人家长途跋涉、粮食不足的一小队军舰，就把我们的天下大国杀下马来，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
俄国也如此这般地攻打日本，话都冇咁快就全军覆没。）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开头就废除公行。港岛及界限街以南割让，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外贸开放，也是在这条约之内。当然，鸦片只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见地方不够用，英国以天津条约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时太平天国（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国要怎样就怎样。他们当时不“割”而“租”，是因为见到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一“割”起来，中国给外人
瓜分，贸易之计岂不是废了？
是的，大英帝国是个“殖民地”老手。他们在印度中过计，知道要“殖”中国那样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个中国，为了贸易，他们不要外人占领中国的土地，是不难理解的。
说起殖民，英国对香港的处理有九十分。他们不像康熙那样重视中国的文化，但重视香港人的知识。他们显然认为，香港人增加知识会减低他们对中国贸易的交易费用。
大约一百年前，先父从惠州到香港来，在街上被一个鬼佬以午餐为诱，进入湾仔书院学英语、数学。其后到天祥洋行作学徒，获授当时算是高科技的电镀之法。满师后先父要自立门户，鬼佬老板认为对香港会有贡献，大事嘉许，多方
协助。战前的香港，这样的故事多的是。
战后，港英出了一个郭伯伟。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维护香港最甚的是郭伯伟、夏鼎基与彭励治这三位连任的财政司，期长共四分之一个世纪。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经济而又智力非凡。“东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太平天国的动乱起自银两外流而导致的货币减少及经济衰退（我可能是这个论点的始创人），长达十五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致命伤。自相残杀三千万人（从比例算，大约是今天的两亿人）！太平天国中断了茶叶供应。嗜茶如命的英国
佬，见中国缺茶，就试在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种植。一试成功，之后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国的红茶了。
太平天国后，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陈。一九○○年的义和团，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跟而来的军阀时代，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黄子孙弄得死去活来。神州大地不是风云色变，而
是乌烟瘴气。
一九八五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二百年来，中国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两年多前邓小平先生谢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装，结好黑领带，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华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这样做，我说：“你没有读过
中国的历史吧！”
（四之四）
1999。12。30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国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
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
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
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
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国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
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
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
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
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