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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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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上述的衰退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重点。以我所知,第一个中国人清楚明白这重点的,是宋子文。这个以贪污名染神州的宋家子,起初对国家有赤子之心,而又的确大有才华。他在一九三四年为经济学大师费沙(I。Fisher)荣休而写的一

  篇关于中国财政的文章,很清楚地陈述银两外流对货币供应及经济衰退的关系。有资格为费沙荣休下笔的人不多,而费沙是货币理论的大宗师,宋先生若不是胸有成竹,怎敢班门弄斧?

  一八三四年,当鸦片进口与日俱增之际,一件少受注意但极为重要的事发生了。英国政府取缔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自公行在一七二○年成立后,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只由东印度公司一家包办。虽然走私的英商不计其数,

  但他们不敢明目张胆,费用当然较高。

  合法的一家公行对一家东印度公司,专利对专利,相安无事百多年,而东印度公司赚钱所付给政府的税,达英国库房的十分之一。问题是,走私的英商越来越多,而他们又要付走私费用,所以他们联手迫使英国政府在一八三四年取缔

  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

  这专利取缔之后,此前的专利对专利变作英商自由竞争对一家行商的专利。这家行商当然大发其达,左推右挡,使英商“冇啖好食”。英商于是从东印度公司迁怒于公行,不断地建议政府要设法废除中国的公行制度。

  一八三八年,见外交途径无效,怡和的James Matheson上书英皇,主张出兵,以武力强迫中国开放贸易。这封信一九六一年我在加大图书馆的陈年档案中读过,过瘾精采,今天记忆犹新。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是以一些鸡毛小事为借口而派军舰的。炎黄子孙为了面子,就推到烧鸦片那方面去。其实,人家长途跋涉、粮食不足的一小队军舰,就把我们的天下大国杀下马来,还有什么面子可言呢?(一九○五年,

  俄国也如此这般地攻打日本,话都冇咁快就全军覆没。)

  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一开头就废除公行。港岛及界限街以南割让,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外贸开放,也是在这条约之内。当然,鸦片只字不提。

  一八五八年,见地方不够用,英国以天津条约租用了香港的新界。那时太平天国(一八五○…一八六四)搞得天翻地覆,英国要怎样就怎样。他们当时不“割”而“租”,是因为见到俄国在北方虎视眈眈,一“割”起来,中国给外人

  瓜分,贸易之计岂不是废了?

  是的,大英帝国是个“殖民地”老手。他们在印度中过计,知道要“殖”中国那样大之“民”,蠢事也。既不能“殖”整个中国,为了贸易,他们不要外人占领中国的土地,是不难理解的。

  说起殖民,英国对香港的处理有九十分。他们不像康熙那样重视中国的文化,但重视香港人的知识。他们显然认为,香港人增加知识会减低他们对中国贸易的交易费用。

  大约一百年前,先父从惠州到香港来,在街上被一个鬼佬以午餐为诱,进入湾仔书院学英语、数学。其后到天祥洋行作学徒,获授当时算是高科技的电镀之法。满师后先父要自立门户,鬼佬老板认为对香港会有贡献,大事嘉许,多方

  协助。战前的香港,这样的故事多的是。

  战后,港英出了一个郭伯伟。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维护香港最甚的是郭伯伟、夏鼎基与彭励治这三位连任的财政司,期长共四分之一个世纪。此三君皆是老香港,懂经济而又智力非凡。“东方之珠”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太平天国的动乱起自银两外流而导致的货币减少及经济衰退(我可能是这个论点的始创人),长达十五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致命伤。自相残杀三千万人(从比例算,大约是今天的两亿人)!太平天国中断了茶叶供应。嗜茶如命的英国

  佬,见中国缺茶,就试在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种植。一试成功,之后到今天鬼佬所喝的大都是非中国的红茶了。

  太平天国后,神州大地更乏善可陈。一九○○年的义和团,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跟而来的军阀时代,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把炎黄子孙弄得死去活来。神州大地不是风云色变,而

  是乌烟瘴气。

  一九八五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二百年来,中国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两年多前邓小平先生谢世,我破例地穿上黑西装,结好黑领带,也要太太穿上全黑的,一起到新华社鞠躬。一位朋友嘲笑我这样做,我说:“你没有读过

  中国的历史吧!”

  (四之四)

  1999。12。30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而甚至没落,历史的例子有的是。但这些不是小国,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书特书的。中国是一个例外。这不是我个人之见。老外学者朋友,一提到中国的历史,都为我们从极盛下降至极衰的这一千年摇头叹

  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国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国也曾经有经济大衰退。但这些都不像中国的例子: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入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炎黄子孙受到了什么诅咒?

  维持一个民族的尊严,文化是极为重要的。英国本土算是小邦,但因为文化有厚度,其尊严历久不衰。我们的文化曾经高不可攀,但尊严也曾跌到无影无。这悲剧之悲,应该破了世界纪录。

  说中国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老生常谈,但还是把我们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来,神州大兴土木,推土机第一次普及运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馆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为了好奇,我曾经在这些新的古文物

  上下过功夫,所得的结论有二。其一,中国古代的文化,比我们历来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骚人韵士怎样哭呀哭的,我们曾经相对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们缺少了一个科学传统。零零碎碎的近于科学家的人物是出现过的,但一个传统就谈不上。在欧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顿(一六四二——一七二

  七)、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学天才的崛起,其传统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德(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科学发现——半导体与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顿及达尔文。为了应用

  科学,训练工程师的学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国开始了。

  我们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国人的数学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没有连结队,近数十年来我们拿得科学诺贝尔奖的也有好几个。科学天分我们有的是,但为什么我们没有科学的传统呢?

  这个老问题不是我发明的。我个人发明的答案,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从来不论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师这个行业,在二十世纪之前我们是没有的。在欧洲,法律学院始于罗马帝国,那是二千年前

  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国之道是讲伦理(不是法理),论风俗(不是前案例)。我们试行孔夫子的理想: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我们论孝,也高举儒家学说。不要低贬这些事。以论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

  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不要忘记,郑板桥是个诗人,精于书画;只因为读过书,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价。

  第一方面,在伦理治国的制度下,以读书识字来考什么进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职。历史上,从陶渊明到苏东坡到郑板桥,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算是有学之士是没有做过官的。那是说,求学是求官,求生计及一点“治”权。伦理学问可

  治,科学学问不可治也。读书识字的,或多或少要向伦理那方面下功夫,论什么君子、小人,科学的兴趣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来。要是我们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师专业处理,懂得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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