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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失却了兴趣。他们但求有文章发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领，所以就把一门科学作为一项类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两。高低于是以深浅来衡量，以复杂胜简单。于是大家一
齐向深处钻，过不多时，浅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见以为，懂深不懂浅的学问，走火入魔也。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问题就是北京当局有没有胆那样做。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
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
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基本上大有可为，就是有坏账问津者应该还不少。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但
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这点重要，因为在先进科技下的通讯，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七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
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卖出去是一个办法。但若要照顾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妨把企业股份化，送给员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国家政府可以估计企业的资产净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税。其他所得税是另一回
事。
（九）税制要简单。个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税，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够。此外，不用抽差饷，但在物业上，可按物业所值的估价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业税。此外，任何其他税项也没有。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
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
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军备，抽简单而低的税，加上卖地及卖国营企业所得，应该足够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国推行上述的简单的低税制，其税务的总收入会比现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实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
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个建议，只是以一个整数下笔。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进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说了。
让我在结尾再说一次。我提出的建议不是我发明的。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记住，凡事要简单处理。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以简单清楚为上。世界复杂，政策不够简单处理不了。更何况，政策一旦复
杂化，官商勾结，混水摸鱼，是无可避免的。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作者：张五常
（张五常答杨小凯问）
杨小凯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
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
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
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
就都乏善可陈。
衡量学术的困难
作者：张五常
2000。3。9
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
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
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
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
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Harberger。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