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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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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市场的指引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但由于向土地投资的“私人”,都为了切身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所知的信息,其判断一定会比信息不足而无利(或无贪污之利)可图的政府官员的判断来得准确。别的政府不谈,单是香港政府对

  “非私产”的土地使用的浪费,其本身的官员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我还是可以说,比起其他我所知的政府,香港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些人认为土地的供应固定不变,既不可增,又不可减,所以土地与其他资产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浅见。香港政府的移山填海,一举两得,增加了土地的供应姑且不谈,其他认为土地是“固定”谬论还多的是。例如,毫无价值

  的荒土地占了土地的大部分;荒地若被开发,供应不是增加了吗?种菜的地转而用作建筑,菜地的供应减少,建筑地的供应增加,何固定之有?也有些人认为土地是一种天然资源,在未有人类以前早已经存在,所以不应作为私产。

  这样的谬论流传至今,可算奇迹。我在书桌前游目四顾了许久,却找不到有哪一样物品不是由“天然资源”而“变”出来的。说这些物品是经过人的思考和劳动制成,因此与土地不同,也不成理由。可用的土地(例如中国的所谓“五

  通一平”),又何尝不是经过人的思考与劳力“制造”的。或说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也又价值,但在概念上这与天生的天才或美人的价值又有什么分别呢。

  至于那些认为外籍人士或外国机构不应占有“国土”的言论,却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困难的不是卖地给外籍人士,而是要外籍人士有信心投资购置。任何政府都有权禁止非本国籍的人士入境,或驱逐外籍人士出境。国家有这个权

  力,要担心的倒是,一不小心,把投资的外籍人士吓跑了。

  中国财政困难的两类起因在大致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可以分两类:一是人为的,一是基本的。我说的人为的财政困难,是指政府的那些浪费的支出或投资,尤其是那楼要高、路要宽、科技要新而不计利害成本的好大喜功的意向。

  这是“现代化”的误导,是不懂得量入为出、不按照经济原则投资的结果。

  关于浪费的支出,除了政府本身大澈大悟,极力节约调整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补救。即使政府有更大的收入也无补于事;政府不能节约,可支出的钱越来越多,浪费也就越大。这些浪费可以避免,而政府是不应该设法增加收入来解

  决这人为的财政困难。

  中国的基本财政困难是另一回事。这基本的困难是有两个因素的。第一,军人、干部以及国家职工的薪金与福利的开支,庞大之极,而大致上他们的生产贡献是低于供应他们的开支。军人是“养兵干日,用在一时”。但干部在中国实

  在为数太多,需要逐步减少;而国家职工则应逐渐转为自由择业的员工。

  换言之,从较为长远的观点看,干部与国家职工对社会的生产及服务员献,是不应低过社会用于他们身上的耗费。因此,减少干部及改革目前已开始崩溃的国家职工制,是长远之计。但在改革的过渡期间,他们给政府带来的“额外”

  负担,是无可避免的。

  第二个因素是基本建设。水、电、马路、化厂等基本建设,是费用先行,收益在后——而且往往在投资的很久以后。在目前的中国,这些建设不能多靠外资,也不容易傻美国那样,由本国的发展商投资经营。中国政府本身要付出基本

  建设的大部份费用,而要过相当时日才有收益可言——这是财政困难的第二个基本因素。

  让我说得概括一些吧。我所抬的基本财政困难,目前是避不了的,节约也无补于事。不过,这困难只是过渡件——如果中国的制度改革真的能继续的话。如果干部减少了,国家职工变为自由劳工或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就再也不会是政

  府的负担;从他们那所得的直接、间接的收益或税收是会有盈余的。假若中国在工、商、农业上都有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基本建设给这些行业所带来的利益,就会高过基本建设的成本;税收也因而会有盈余。这二者的盈余就大可以“养兵

  千日”了。

  问题是简单而重要的。中国若不继续将制度改革,或走回头路,则甚么也不用说了;财政困难自然也解决不了。中国若继续改进,她是不会有长远的财政困难的。但在过渡期间,基本的财政困难是无可避免的。其解决的办法是否适

  当,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

  很不幸,中国目前所采用的办法,对改革大有障碍,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抛砖引玉与急功近利》一文内,我曾指出中国目前不仅是税项繁多,不仅是其他征收的花样不胜枚举,而且政府当局又采取管制的办法,在外贸和本

  来就比较容易垄断的工商业那方面,增加了国家的垄断实权。这样做,就阻碍了国民收入的增长。低的国民收入导致财政收入的下降,而财政收入的不足,却又导致更繁更多的徽收及政府的垄断。

  卖地一举三得

  中国不以滥印钞票的办法,即不以榨取人民所得的通胀办法,来帮助解决财政的困难,是值得赞赏的。然而,要解决过渡性的财政困难,钱从何处来?向外大量借贷,既不容易,也不化算;向内大幅度征收则对经济发展大有损害;而

  以外汇管制的办法来搞“创汇”更是不智。其实,油价大幅度下降,减少外汇的收入,但却大有好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若再进一步,就一定要输入石油,油价当然是越低越有利的了。

  可靠而又可行的办法,就是将土地以长久的年期“租”出或卖出。无论将土地卖给外商或本国的人士,都各有各的好处,而这项收入是足以应付改革过渡期间的财政困难。只要办得好,这办法有利无害。

  卖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帮补支出;另外一方面,有这项财政收入,可以减低税收及简化具刖复杂的左抽右抽的制度。这对生产及投资的意向是大有帮助的。更重要的,就是卖地而又容许土地自由买卖,本身是制度改进的重要的一部

  份。土地变为私产(或用其他名称),产权的拥有者就一定会尽己所能,将土地的使用获致私人认为最高的收益。无论是外资或内资买地,地是在中国,这些私人收益的增长大致上都是中国社会的收益增长。

  目前的徽收、垄断、汇管的办法,与卖地的办法比较,有天渊之别。前者阻碍经济发展,促成恶性循环,后者刚好相反。我不是说中国应取消税制。税是要抽的。但税率要低,税制要简化。至于政府的垄断及汇管,则应该彻底取消

  的。

  外资与内资的分别

  投资是意味着:放弃今天的享受而争取明天更好的享受。买地是一项投资。但外资与内资的买地,有几个不同的含义。

  第一,内资买地是放弃今天、争取明天;外资的买地,从中国的角度看,却非外人对今天、明天的选择,而是外人放弃了外地投资的机会而转到中国去。假若中国真的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外资或内资都可能撤离中国的。哪一样比较容

  易撤离,难以肯定。但经济政策越开放,资金撤离的机会就越少——这是香港、台湾、南韩等地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外资比内资对中国有利。

  第二,土地的出售是应以市价为依归。这是因为价高者得的办法,可较为直接地将土地使用于最有效益的途径上。不过,如以市价出售,内资则会缺乏现金,而外资(外商)对中国土地有兴趣的可能不多。分期付款的办法是应该采用

  的。优惠内资——例如减少订金的规定、打折扣、或甚至将土地赠送给国内的机构——为害不大,但随后土地必须有自由的转让权(买卖权),否则有效益的士地运用就会失去效能而遭“遗弃”(见下一篇《资产转让为何重要》)。

  第二,资本要尽可能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对外资而言,收足地价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内资呢,收足地价,就可能导致发展经营上资本不足的困难(自一九七三年起,香港的补地价是依市价补足的;假若香港由战后开始就采用

  这政策,香港的经济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与其“国”富,倒不如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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