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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得不放弃“做假账”的阴谋。维旺迪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显示，这家公司在2002年的亏损额高达一百三十六亿欧元。如果上述报道属实，维旺迪环球集团将是第一家被控“和安然一样报假账”的欧洲大公司。另外，最近闻名于世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工业出现销售者将真正的波尔多葡萄酒稀释，制造出大量的伪劣酒，有的公司甚至把外地产的酒运到波尔多，贴上当地的牌子，再以波尔多酒的价格销售，这在欧洲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3〕。
其实，即使在美国，商业道德的堕落也决不是什么偶然现象。从历史上看，它一直伴随着商业活动和市场行为。这里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就是美国的“石棉事件”，另一个是IBM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不光彩行为。
接触石棉能导致石棉沉着症一事，早在1927年就被人们发现了，而石棉能够致癌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业已被发现。但是，美国石棉工业对此发现长期保守秘密。它们利用石棉致病的潜伏期长，不易被发觉的特点，一直保持缄默。在1935年，当美国石棉行业杂志主编请求准予披露事实真相时，石棉工业巨头萨姆纳·辛普森对他的公司法律总顾问范迪维尔·布朗表示：“我想关于石棉谈得越少，我们的情况就越好。”布朗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想法，使石棉沉着症的宣传少到最低程度，就是对我们利益的最好服务。”事情的真相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大量的石棉工人发病，才被揭露出来。因为后果是严重的。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估计，从当时到二十世纪末，将有八千五百到一万人可能死于石棉导致的疾病。而这就是从1940年到1980年期间让数以万计的工人接触石棉的代价〔4〕。显然，隐瞒真相的惟一动机，无疑是公司的商业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IBM公司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为纳粹德国研制一种专门用来对犹太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记录、整理和分类的打孔机，以便更有效率地屠杀犹太人。这种助纣为虐的行径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被揭露出来。2001年初，美国著名的调查纪实作家埃德温·布莱克出版了《IBM与纳粹大屠杀》一书。该书披露：托马斯·J·沃森这位创建了日后名闻全世界的电脑业龙头老大IBM的老板，为了巨额的利润，居然公开表示他崇拜希特勒，并且还获得过纳粹德国为其颁发的“德国鹰加星优秀十字勋章”。沃森当时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子公司。IBM公司完全清楚这家德国子公司从1933年起就跟纳粹党的最高层打交道，也早知道它发明的穿孔卡技术（日后电脑的雏形）被德国纳粹党广泛用于1933年对犹太种族的大清洗中。IBM公司通过其子公司直接介入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而且 IBM公司的技术自始至终介入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达整整十二年之久！当然，如果没有IBM的话，大屠杀同样会发生，但有了IBM提供的自动化技术，希特勒杀人更为得心应手。实际上，IBM公司有些人在第三帝国的十二年间几乎每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最可怕的是，IBM宁愿装作不知道。“什么也别问，什么也不许说”是IBM当时的戒律。然而，IBM纽约总部的最高层官员，他们通常是总裁的私人代表，几乎都呆在柏林或日内瓦，他们随时监视公司业务的开展，确保不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事实上，IBM德国分公司是当时IBM海外分公司中最赚钱的一个公司，后来又把它变为欧洲IBM公司的原型。就连IBM公司的创始人沃森也经常反驳对第三帝国的批评，他本人经常到德国访问。更让人叫绝的是，当盟军向德国节节进发的时候，沃森让参战的IBM的职员随时向他报告盟军占领区内IBM公司机器和资本回报情况，然后转让给盟国占领军使用。就这样，IBM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左右逢源，大赚其钱。〔5〕
不可否认，上述这些商业活动中道德堕落的事件，其真相无疑都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被揭露出来的。但是，如果一种体制不能保证同类现象的一再重演，甚至愈演愈烈，那么这种“纠错”机制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它的价值也会因此而大打折扣。
诚然，这些大公司的老板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许都是些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甚至不妨是些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但这都不能阻止他们在商业竞争中扮演不那么光彩的角色。其实，商人作为慈善家而有的善举，也并不足以证明市场经济与道德是内在统一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即使商人的善举其动机是真诚的，而且隐姓埋名，不图任何回报，那么慈善活动所投入的资金也毕竟在客观上削弱了商人的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他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如果商人的善举只是为了他的声誉，为了“包装”和造势，那不过是一种软性广告，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市场行为，从而根本谈不上道德；再次，从整个社会的范围来看，有这类善举的商人毕竟是少数，因而不具有统计学上的说服力。我始终相信，人性的弱点总是一样的。无论是中外还是古今，都概莫能外。只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表现形式各异罢了。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把尺度放大一点，我们可以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发现类似的现象。已故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当年曾经到英国剑桥同李约瑟合作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到了英国后通过历史学家的细致观察，发现了一个让他纳闷的问题：“这么一个文明守秩序、亲切善良的民族怎么可能被煽动去征服大半个地球，羞辱一半以上的种族，直到英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同义词为止？”〔6〕黄仁宇大概没有想到托马斯·杰斐逊说过的那句名言：“商人无国界。”其实，正如恩格斯所质问的：“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那么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7〕一个修养极好、有着良好个人道德感的民族，一旦被纳入市场逻辑，就难以避免在总体上出现有违道德的偏好。无论是个体的人在市场社会中的双重人格的形成，还是作为国家和民族在市场逻辑宰制下的悖谬之举，这些强烈的反差，除了说明商业社会的制度安排极端虚伪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谈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一句话：“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8〕
本文以上所列举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的确不能不让善良的人们怀疑：利润是干净的吗？在一个被贪欲和利益所主宰和操纵的时代，又如何能够避免道德的衰败和缺失？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数十位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就曾把道德的衰弱作为人类在二十一世纪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之一。看来，的确是不幸而被他们言中了。问题的要害在于，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同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全球化浪潮之间究竟有无内在的关联？如果二者没有关系，那么道德滑坡这一全球道德现象又究竟应当由谁来负责呢？如果有关系，那么人类又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市场化的同时有效地拯救自己的德性从而避免不断地沉沦呢？这些恐怕才是今天的人们难以逃避的真正难题。
当然，对于某种必然联系的确证而言，事实可以证伪什么，却难以证明什么。即使找出一万个事实，也并不足以证明什么。因为只要作出若干附加解释，原有的假设就可以逃避反驳。关键在于还需要提供一种学理上的联系。如果在理念的层面上揭示出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那么所有这些已提供的事实，才能获得证据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商品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同样如此。不妨让我们从学理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事实上，市场经济及其内在逻辑所塑造的人的存在方式，把人们抛入了博弈论所说的“零和等局”的关系之中。“零和等局”意味着博弈的一方之“所得”同另一方之“所失”相抵为零，而且“所得”与“所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因为你得到了，所以他失去了，或者相反，因为你失去了所以他得到了。大家知道，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从总体上说，商品的价值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到补偿和兑现的。显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