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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臣，而美国国会则是出于一种奖励真正发明者的善意。尽管莫尔顿、韦尔斯、杰克逊的死毫无价值，相反还是他们身上一个无法洗去的污点，但是他们毕竟给人类带来了伟大的恩惠，就凭这一点人类应永远记住他们。作者引用了华伦医师的一段话盛赞了麻醉剂的发明者，即他“为手术外科医师开辟了新的纪元。外科医师们现在可以在人体最敏感的部位动手，而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听到病人惨绝人寰的哀叫。有时甚至在完全失去知觉的情景下，病人还会表现出几分愉悦之感”（《呻吟声中的思索》第282页）。
当然，在科学的殿堂里，更多的是维护真理的创造者。这些人为了科学，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对人类的这种精神，余凤高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并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予以介绍。比如俄国医生莫楚科夫斯基、英国医生贝科特为了对斑疹伤寒的传染途径进行深入细致地了解，并找到治疗的良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斑疹伤寒的病原微生物注入自己体内，最终他们为此献出生命。在治疗斑疹伤寒并献出生命的名单上还有美国的立克次和生于波希米亚的普洛瓦泽克，正是他们的无畏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才使斑疹伤寒这一曾经危害人类并夺去许多人生命的疾病得以消除。立克次他们这种精神和中国的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是多么相像，我想这些伟大人物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有些疾病从一发生起就受到人类的重视并着手寻找治疗的方法，患者也得到同类的同情和照顾；可有的疾病，人们在相当长的一短时间内却把它看成是“罪恶”的产物，生病者也被看成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对于此，我们读读余凤高先生这本书的《麻风——上帝的愤怒与仁慈》这一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麻风病一开始被看成是上帝对患者的惩罚，人们疏远、排斥他们，后来虽然有了收治他们的医院，可是病人在那里的生活实际上等于幽禁。他们中的有些人只好身披斗篷，挈妇携幼，经受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当然人类仁慈的心理从来就没有丧失，他们中的许多人向这些苦难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丹麦的丹尼尔森医生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证明了麻风病的可传染性，使“麻风病人都是罪人”的谎言不攻自破。而读了比利时人达米安神父的故事，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达米安自愿到麻风病人的聚居地卡劳帕帕半岛，为他们服务。他深知自己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一辈子留在这个隔离所，而不得返回家乡城市。可他却毅然决然地与那些麻风病人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分担他们的忧伤和痛苦。直到有一天，当他向他们讲道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们都是麻风病人……”原来他也已染上了麻风病，尽管他有治疗的条件和可能，但他拒绝了治疗，因为他离不开他所服务的对象，为了继续天天和麻风病人在一起，他就这样拖着病躯，直到病逝。为了表彰达米安的业绩，美国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人像厅在1969年竖立了一座人像，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去瞻仰他的人像，以表达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敬意。
制服生理疾病的道路充满着丛生的荆棘，而消除人类精神疾病的道路则更为艰辛。本书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患精神病的人都被人类视为异类，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戕害人的恶魔，就是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贱民，甚至对待这些人像对待家畜和野兽一样，他们当然得不到医治。欧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虽然用医院收容精神病人，可是关在医院的精神病人往往还不如单人牢房的犯人。
他们的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小洞口透光，也安了铁条和窗板，食物就通过洞口的铁条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用铁链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用一条条长长的链条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在室外受到控制，还有在脖子上套上链条的，被锁在天花板或地板上的活动铁棒上……（《呻吟声中的思索》第94页）
这种冷酷地对待精神病人的做法终于为不少有识之士所改变，在他们眼里，这些不幸者同样是人类的一员。法国的皮内尔博士，这位1772年在图卢兹医学院得到博士学位的法国人，在一位患了精神病的朋友因为逃到森林而被狼吃掉后，深感震惊，决心献身于精神病学的研究。他深信，精神疾病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应该使他们摆脱锁链的束缚。然而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执政之一乔治·库内竟说：“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尽管这样，皮内尔还是释放了一些精神病人，未能释放的也尽量给予人道的对待。从此以后，欧美社会才逐渐地形成一种理解精神病人、帮助精神病人的社会风气。这种对待精神病人从残酷到仁爱的进程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许多像皮内尔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努力，没有他们，我想，我们社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文明。
精神疾病与天才的关系则是余凤高在《呻吟声中的思索》中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索的一段话：
事实上，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一生的人，或者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的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呻吟声中的思索》第105页）
这种天才与疯狂的关系在作者看来确实有不少证据，如裘力斯·凯撒常有短暂意识丧失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常常做出事后后悔的举动。比如有一次他应该站着迎接元老院的议员，可出于意识的丧失，他怎么也站立不起来，只是像对待普通议员那样对待元老议员，恢复意识后，他立即回家，脱去衣服，伸出脖子，说愿意给任何一个想割去自己脖子的人割去脖子。他说，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患这种病的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中站着说话，否则就头脑发晕，手脚休克，甚至会完全失去知觉。如果说凯撒这一举动还可以循着潜意识自傲这一方向来加以解释，那么余凤高下面所列举的几个人的表现就只能朝着他们精神有问题这一方向加以解释。首先是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发病时，整整一年里，每天散步十个钟头，总是站着吃饭，要不就拒绝进食，不看一个字，不说一句话，也不跟任何人接触，如果有什么人要进他的房间，他就狂怒不已，大发雷霆。平时，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我是一个白痴，我是一个白痴。”其次是画家凡高发病时甚至割掉自己的耳朵，最后在精神狂乱中开枪自杀。再次是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他每个月要换一次住所，在陷入痴呆状态之前，他经常难以克制地向商店的窗子投掷瓶子、罐子一类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击破玻璃等物件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余凤高最后得出结论是：天才人物过于敏感、极富智慧，从而容易产生激烈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状态，长期下去，自然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疯癫的人。这种结论无疑对人有启发作用。
令人感兴趣的是，余凤高的这本书还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大量的精神疾病病例，从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如他认为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和《勒内》以及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就塑造了忧郁症者的形象，这种忧郁症的变体，就是俄国小说中的“多余人”。作者还认为从十九世纪起，西方社会工业的发展和繁荣，商品的生产和积累，给居民带来较大的社会和物质利益，显示了物质文明的增长，但同时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上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了。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纷扰絮烦的经济动荡，出现了一次次工业危机、生产竞争和失业、贫困、污染、公害……人们一天到晚都处在无比紧张的工作、生活或失业的状态下，已经衰弱的神经只有靠强烈的刺激才能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