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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狻⒒⒌纭⒅匮Ъ案鞴分荆钊擞渭墙陨嫜伞！鞘本馐允拢ㄇ胛恃В轮钏迹钗蚓恚┒裂鏊迹招麓蠼保ā段煨绫浞ā匪模�116页）。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向时人推荐西书，也提到《万国公报》：“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后因事中止。至己丑后复开至今，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戊戌变法）一，第456页）至于谭嗣同的思想受到传教士所译西书的影响，是许多研究者都曾注意到的，如王立新即指出：“从谭嗣同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对谭嗣同影响很大。”（王立新：《传教士与维新派》，载《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万国公报》在政治趋向上显然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与维新人士相通款曲处甚多。从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变时止，英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鼓吹变法的文章多达数百篇，使之成为“影响中国领导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此外，《万国公报》上的文章也介绍过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产生过直接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孙中山很可能是从《万国公报》登载的有关译文中最早接触到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经济思想（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六期）。
第二，对今人而言，《万国公报》又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库。
初期《教会新报》仍以宣教为主，仅附有少量科学知识介绍和新闻、告白等，其宗旨是“传播福音”、“联络信徒”。1874年改版为《万国公报》后，编辑方针和刊载内容有重大变化，即“由‘教’而‘政’、由侧重传教的刊物转变为侧重时事政治的综合性刊物”。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均为当时其他报刊所无法比拟，“报内登列各国新奇要紧之事，再天文地理、国政教事、格致技艺诸学，且中国十八省信息居多”（《万国公报》合订本第二册，第1316页）。对当时的时政、吏治、民情、风俗、文化、教育、科学、实业、交通、邮电、中外关系等均有所报道，有所反映，有所评论，俨然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百科书、万花筒，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万国公报》除广泛介绍西方新学外，也格外注重反映、追踪中外时局变化，介绍世界大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立即对战况进行系统报道和剖析，刊载各国发布的新闻。并从第七十六卷起，连载林乐知《追忆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从第七十七卷起开始连载林乐知《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的长文，一时洛阳纸贵。正是这些记载和评述，为后人研究甲午战争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鼓吹变法的文字，不仅深刻影响了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而且也是研究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的不可多得的史料。当时的维新派报纸不仅从形式上效仿《万国公报》，内容上也常常直接摘自《万国公报》。
显然，研究近代中国一些大的政治运动及中外关系变迁，十分需要从《万国公报》这类报刊资料中进行深入、系统的发掘，而一些新的结论和新的研究课题必将随之而产生。
除上述两个明显的特点外，杨著还将传播学和社会统计的研究方法引入对《万国公报》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例如通过对《万国公报》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分析，十分有助于我们在定量分析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万国公报》的办报倾向、报刊性质和社会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过去通常认为，《教会新报》改版为《万国公报》后，宗教色彩已不明显，但通过对《万国公报》上千人的庞大作者群的具体研究，杨著认为，在这一群体中，既有寓华传教士，也有在华的外国商人、外交官、税务官、领事馆职员等，还有中国的士大大、政府官员、学堂和书院的学生，而数量更多的则是中国的教徒，因此，从其作者群的主体构成和其刊载文章的内容来看，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同早期《万国公报》一样，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在精神上、目标上及影响上仍是一份传教期刊”。这不失为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可以讨论。
同时，著者也注意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万国公报》虽主旨在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西学，但与此同时，还是用较大的篇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介绍和评析，这些介绍和评析多少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因此，“《万国公报》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中学西传’的重要渠道”。前此的研究对《万国公报》的后一种功能重视还是不够的，在中西文化真正交流的意义上，似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杨著系研究《万国公报》的一部力作，在资料收集、内容展开、观点提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正因为力求系统、全面，或许在某些章节的深入上略嫌不足；所列附表以“一览表”居多，若能再对资料和数据作一些更具深度的比较、对比，或许提供的信息量会更大。
绝版丰子恺
——《丰子恺艺术读物》编辑札记
？ 艾 华
丰子恺这个名字，并不如雷贯耳，从他产生的影响看，我宁可把他比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在编辑《丰子恺艺术读物》（十二种）的过程中，我就不时在繁琐的编辑工作之余，偷空享受到了纯粹的阅读快乐。从职业上说，我是这一套书的编辑，但是说到底，我是一名受丰氏文字滋润的读者。作为一个在成长时期与丰子恺的书无缘的读者，这种滋润其实是一次“艺术与人生”的补课。
不仅我，一代读者在该读丰子恺的书的时候，都与丰子恺无缘，其原因，引用一句话就够了。1972年12月30日，上海中国画院对丰子恺作出“审查”结论：“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三年后，丰子恺不戴“帽子”地去了，他再也不需要生活费了。又过二年，有关部门为丰子恺平反。这就是说，“丰子恺”这三个字前面再也不会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了，而读者又重新拥有了给这位作者加冕的权利。
画家、作家、艺术教育家，这就是读者心目中的丰子恺，三位一体的丰子恺，过着艺术人生的丰子恺。如果分开来看，丰子恺在每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实绩。漫画、随笔不用说了，即以“艺术教育家”而论，从1919年至1943年，除了游学、抱病、逃难和忙于其他事务，他一直断断续续、辗转各地担任中学、大学的教职，甚至一度在小学兼课，有没有别的“艺术教育家”站过这么久、这么多的讲台？四十余本音乐书、二十余本美术书，有没有别的“艺术教育家”或著、或编、或译过这么多的艺术读物？
在辞去教职后，丰子恺以写文卖画为生，当然不须，也无须到什么地方领什么生活费。十年后（1953年），他像别的文化人一样，在新中国里有了自己的单位。又过十年（1963年），《丰子恺画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生前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如此一“集”，竟成恶兆。这个集子不同于1945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子恺漫画全集》，因为该“集”虽“全”，但是按内容分了册，从“之一：古诗新画”，到“之六：战时相”，只要有新内容，画集并非不可继续。它也不同于1929年在上海面世的《护生画集》，因为按初始的想法，本来就是十年—“集”，只要作者不死，“护生即护心”的慈悲就不会断了机缘。果然，在新加坡，在香港，《护生画集》最后出满了六集，圆满之时，在1979，而丰子恺已去四年矣。
丰子恺去世后，“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以各种选集的形式在香港等地重新拥有了读者，一股隐隐的“丰子恺热”慢慢地向大陆弥漫过来。有意思的是，大陆重版的第一本丰氏著作，既不是漫画，也不是随笔，而是一本艺术读物——《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可惜在接下来的八十年代，丰氏艺术读物再也不见其他重版的单行本。漫画和随笔是在出的，版本很多，特别是随笔，和周作人、梁实秋、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