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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就有何应钦、薛岳、袁守谦、王叔铭、彭孟缉、刘安祺、高魁元、郝柏村等八人。一千六百多人，差不多囊括了台湾军界的精华。仪式很简单，先是大家一起向何应钦等老字辈行礼，接着相互团拜，最后自由组合聊天。这段时间，蒋经国准备对军界大调整，谈论的话题自然是这方面较多。记者提问，回答也都很爽快。与初到台湾时的人人自危相比，此时的民主空气要强得多。对“台独”言论，大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何应钦九十岁了，精神还不错。几个八十多岁的一期生向他贺年时，他都站起来答礼。那当中有几个曾是陈诚的干将，但陈诚已死了二十多年，这世上早已没有何系、陈系。对于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说，在风雨飘摇中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
几组统计数字：全国政协和“黄埔军校同学会”有几组统计数字：从1924年创办，到1949年蒋介石退出大陆，黄埔军校共招收学生二十三期，前六期为正宗的黄埔时期，毕业生共八千一百零七人；后十七期先后在南京、成都等地开办，毕业生共约二万五千人；再加上各分校，黄埔军校总共约有毕业生三万余人。黄埔师生经过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出现了一大批高级将领，成为国共两党军队的骨干力量。国民党方面，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就有近四十人；在中将中，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五十余人。共产党方面，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五人出自黄埔；十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占三位；五十七名上将中，有黄埔师生八人；此外，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也有近四十人。
黄埔校歌：2001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与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举行纪念会，海峡两岸黄埔同学及部分黄埔师生亲属六十多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母校校庆七十七周年。四期学员、副会长李运昌在致词中指出：“在台湾新当局中，有人数典忘祖，巧言令色，挟洋自重，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回避和模糊一个中国的原则，使两岸关系陷入僵局。这是铤而走险。海内外黄埔同学，要坚决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这是历史赋予黄埔同学的使命。”九十七岁高龄的黄埔一期学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李默庵虽然因病不能到会，却发来贺电。黄埔军校同学在黄埔岛上追忆往昔，憧憬未来，自发地唱起那首激昂的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序
？ 马 敏
文化交流不仅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而且也是文明不断推陈出新、发展进步的酵母。中国近百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实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大规模碰撞、交流，这几乎已成定论。
如所周知，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谓“西学东渐”，大致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始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浮槎东来，止于十八世纪因“礼仪之争”而引发的对天主教的“禁教”，前后二百余年；第二个阶段则始于晚清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于极盛，其流风余响，至今未绝，首尾一百五十余年。
两大阶段的“西学东渐”，可以说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但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前一阶段又远不及后一阶段。明清之际二百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四百七十三种，其中纯宗教类书籍二百五十一种，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而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一百年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二千二百九十一种。尤其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共翻译各种西书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占晚清一百年译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八，超过此前九十年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西学东渐”规模之大、势头之猛均前所未有，以至时人名之为“千古未有之奇变”，举凡西方的政、教、技、艺都于此时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构成巨大的挑战，又带来空前的转化机遇。
为何近代西方文化传播有如此势头和规模？除因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的成果而世界性扩张等经济、政治性因素而外，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本身的改变，不能不成为我们须考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新教传教士更侧重于“藉文字来宣传基督教”，除直接宣教外，更多地采用了译书、兴学、办报等间接传教的手段。尽管这类活动的目的仍在于为宣传基督福音铺平道路，但正是通过这些世俗性的活动，西方文化经传教士之手大量传入中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传教士从事的世俗性活动中，他们又尤其看重创办报刊。仅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人先后在华创办了近一百七十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
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种报刊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发行人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万国公报》从1868年初创刊起，到1907年12月停刊止，四十年间（中间休刊五年多时间）从周刊到月刊，总共发行九百七十七期，数量是惊人的，其传播的信息量也同样是惊人的。
就中国近代报刊史而言，有许多个“第一”与《万国公报》脱不开干系。虽然《万国公报》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义的中文报刊，但却是教会所办的第一份最正规的中文大型综合刊物，如赖光临所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1983年再版，第38页）1889年《万国公报》再度复刊后，直接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发行量逐年递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数盈四五万”，“几于四海风行”，创下了早期中文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中国近代许多名人都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见文章、长达七千字的《上李傅相书》，便是发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期上。最早的“马克思”译名，也是出现在1899年的《万国公报》上。
因此，如果说文化传播离不开相应的传媒，那么，像《万国公报》这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十分值得研究。可能正是有见于此，杨代春博士遂以“《万国公报》与中西文化交流”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这一问题作了迄今最系统、全面的研究，并修改成本书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也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诚如杨代春博士的研究所揭示，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载体，《万国公报》有两点是格外突出的：
第一，对时人而言，《万国公报》曾经是重要的思想源。
自创刊以来，《万国公报》便不遗余力地传播西学、新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许多中国人都是通过《万国公报》上译载和撰写的文章，了解到声、光、化、电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的经济、政治、教育方面的学说，从而产生思想的裂变。典型有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士人，曾经都是《万国公报》等传教士所出版的中文书刊的忠实读者，从中吸取了不少思想养分。史载：1883年，康有为“读《东华录》、《大清会典则例》、《七朝圣训》及《国朝掌故》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是时绝意试事，专请问学，新知深思，妙悟精理，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