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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被剥夺了发言权，只有任人凌辱的份儿。但我在冷眼旁观中也注意到，当梅先生慷慨激昂地谈论他的“证据”和推论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听得目瞪口呆，会议的主持人、党组钱书记更有一种牙痛的表情。梅先生推论这条“证据”的逻辑太有独创性了，按此逻辑，谁向他人介绍一本小说，谁就是想充当小说中的某一角色并照搬照演其中的情节。这样的高论出自一位作家之口，怎能不使人目瞪口呆呢？！如此说来，谁向他人推荐《安娜·卡列尼娜》，男的就是已在勾引他人老婆，女的就是已经私奔走掉了。是这样吗？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矩，梅先生既然当众指控我破坏了他的家庭，总该举出真凭实据来罢！然而除了这条笑话式的“证据”以外，梅先生就只剩下辱骂和一口咬定我“乘人之危夺人之妻”了。看来梅先生心目中的妇女并无自身的意志和权利，是可以像货物一样被人抢来夺去，就像一千多年前的“章台柳”似的。其实梅先生很清楚：1955年6月，他被捕的第三天，我也被“监督劳动”，监督者是梅先生的熟人陆公侠，我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他跟着，在这种情况下，试问我还有可能去抢别人的老婆吗？
况且，在我被监督劳动期间，梅的前妻W忽然把他的衣物和他俩的住房都交还给了出版社，仅带走了她本人的东西，从此一去不返。当时出版社内议论纷纷，都说这是她要和梅先生分手的表示。那么，试问她的这种表示难道不是她本人的意愿，反倒和我有什么相干吗？我在当时根本不准和出版社以外的任何人见面。
至于我和W为什么在一年多以后有了交往，梅先生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也是一清二楚的。1956年梅先生出狱后数月，出版社传达室忽然交给我一封信，是W写的，说她想在第二年去考大学，请求我帮她补习高中语文。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有变，虽说彼此原是熟人，但我很纳闷她为什么不找梅先生补习语文，却要来找我。我便把此信拿给梅先生看，并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梅先生这才告诉我：他俩已经离婚了，又表示希望我能帮她补习。这样，我和W便有了交往。按理说，此后的W已和梅先生离婚了，不是什么“新婚妻”了，无论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如何变化，梅先生已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必要说三道四了。可是，又过了一年，到了1957年的秋天，梅先生在揭发了我和林希翎的交往以后，在批斗我的大会上竟绝口不提他的这一揭发之功，也不曾对我和林希翎的言行提出批判，却一个劲的大骂我道德败坏、乘他之危夺他之妻。而且，到了时隔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仍然在著文控诉说“有人”夺走了他的“新婚妻”。因此，虽然我在谈论“反右”这样一场严酷的思想政治斗争时，完全没有兴趣扯上这一段男女感情和个人恩怨，但梅先生欣然一再提出这方面的指控，那么，如果我始终对此默不作声（1957年时我只能被迫沉默无言），那倒像是我真的做下什么亏心事似的了。这不仅对我自己，更是对无辜的W极不负责的事。我因此只得花些笔墨对此作出澄清，实在深感无奈，也无趣。便同时却也颇多感触：想当年鲁迅在遗嘱中告诫他的亲人：对于那此损了别人的牙眼却高唱宽恕的人，慎勿和他接近。现在看来，鲁迅先生还是太忠厚了。他身后的世道却是：有些损了别人牙眼的人，往往反咬一口说是别人的牙眼撞伤了他的拳头，你说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一位对“探求者”和林希翎情况有所了解的年青人曾向我提问：“你认为你们那一代是何等样人？”我说：“我们只不过是试图提出问题的一代。请注意我说的是‘试图’，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提出问题。我们只是敏感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也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下去，时代就不允许我们做得更多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
现在我想补充的是：1957年以后，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机关团体里，“独立思考”几乎已成为“脑后有反骨”的同义语。从此以后，人生理想就应当是做一颗螺丝钉，就应当绝对听话，就应当无条件按长官意志办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
紧跟领导，互相揭发，经常汇报，上纲上线，批臭批倒……蔚成时代风尚。如此二十年，对于我们民族素质的败坏，对于我们理想与信念的亵渎和歪曲，对于我们社会发展的阻滞和糟蹋，其后果至今仍可以感觉到。
梅先生在《忆方之》中质问道：“但‘探求者’们就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吗？”依我看，这个问题有点儿无的放矢。四十多年来，每一个人包括“探求者”们，都不得不用各人自己的言行，表明着他的“反省”。不作“反省”的人是没有的，不想“反省”也是办不到的。所不同的只是各人的“反省”题目不同，内容歧异罢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反省”，恐怕比在特定场合中冠冕堂皇的表现要真实得多。比如梅先生这篇大作《忆方之》，如果我们参照“文如其人”，把纸上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对照着看，这不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反省”材料吗？当然，我和我的这篇拙作也不例外。
百 年 黄 埔
？ 张志东
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与黄埔军校有着深厚的渊源，没有黄埔军校，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必定要重新改写。
黄埔军校差点就不叫黄埔军校：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帮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讨论校址时，国民党中央执委是定在“测绘局及西路讨贼军后方医院”，即现在的北教场路烈士陵园一带，广州人通称为“东山”。为此，还形成了文件。不过没多久就改了。否则，黄埔军校就叫“东山军校”了。
据说以黄埔岛做校址，是孙中山亲自选定的。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因为当时大小军阀随时发山大王脾气，弄不好就会突然袭击军校。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孤岛，的确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黄埔军有了这么个大本营，在战略上占了大便宜。
黄埔岛是长洲要塞所在地，一直是防卫广州海路的要冲。清政府设广东海关黄埔分关。林则徐在此筑长洲炮台。民国后又成立了长洲要塞司令部。驻守炮台的军队很特别，采取世袭制。一家人祖祖辈辈都是炮台守军。老祖父两眼昏花，依然认为炮台上少了自己不行，坚持当瞄准手，儿子和孙子只好去搬炮弹。好在打炮的事多少年碰不到一回，平时一家老小在岛上种菜，以卖菜为生。近几十年，岛上办了不少学校，大都雷声大雨点小，维持不了几年。
隆重的开学典礼：19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开学的日子。这一天，广州军界要人起了个大早。孙中山坐军舰于7时40分抵达黄埔岛。9时30分，开学典礼在操场举行。先由孙中山发表演讲。他的演讲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革命军必须富有革命的志愿，一生一世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以很通俗的语言说：“革命党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就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倒军阀。”孙中山演讲完毕，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雀起。接着由党代表廖仲恺主持开学仪式，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致祝词，最后是阅兵式和分列式。六十年后的军校纪念活动中，李默庵、宋希濂等人回忆，有两件事记忆犹新。一件是操场前头搭起了台子，台正中央挂着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两边还挂着一幅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孙中山那天穿着白色的中山服，戴一顶白通帽。宋庆龄很优雅地站在孙中山旁边，白衣黑裙，美如天仙。另一件是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词”：“三位煮鸡，萝卜大葱”，硬是听不懂内容，事后看贴在墙上的训词，才恍然大悟：“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