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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不是拥有永恒的幸福。”为此，他断定一个太走红的人，潜藏的厄运正隐蔽地慢慢逼近他。因此他断言：“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就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历史》）悲观点儿的甚至断然否定“幸福”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无处是安定的，无物是长久的，所以，并无幸福可言，幸福是不可想象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终身皆遇破舟之险，待到船泊入港之时，则帆樯已经破毁。”（叔本华《论生存之虚伪》）中国古人也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李白）。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也未摆脱古人那悠长的烦恼。一首现代诗可以为证：“人间有的是欢乐无数，但我们大都记不住。我们心中记得住的，总是那些过去的痛苦。为什么岁月如浪滔滔，淘得尽千古风流人物，却淘不尽几丝隐隐的作痛。”有一首外国歌曲也唱道：“欢乐的日子不再来，让我们为爱情干杯。青春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有位哲学家甚至断言，幸福的内涵就是摆脱痛苦：“任何幸福的生活，不应以快乐多少来衡量它，而应当以脱离苦恼的限度——即脱离积极之恶事的限度来衡量它。”（叔本华《论世界之苦恼》）看来，在人生忧乐比例的极大差异问题上，古今中外很容易达成共识。俗话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如果人生是十的话，痛苦或忧伤竟要占到八九之多，这样一来，快乐就剩下一二的可怜比例了。对此，文人雅致的比喻更多，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这似乎是第一次把无形的忧愁定量化，当然这“三千丈”的长度也引起过争论，宋人就说李白计量得不够准确，使诗坛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李煜是典型的亡国之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宋太祖赵匡胤一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就使金陵王气黯然收敛，他落得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下场，一副可怜惨相，所以他心目中的忧伤显然要长于他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即使从南唐首都金陵算起，到入海口，也有几百公里，比三千丈显然要长多了，这一比喻很妙，广泛流传，甚至近代一部电影也来凑趣，以之为名。当然，以长江水喻愁并非首创，唐人早就有“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李白）的句子了。南宋时，北方壮丽山河沦落敌手，爱国诗人陆游有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悲愤之情竟然绵延三万里，高过五千仞，这似乎是古诗词中衡量悲愁的最大长度单位了。
“浮生常恨欢娱少”，忧伤或痛苦的长度是很容易比喻的，往长处说准没错，什么“三千丈”、“三万里”、“五千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一江春水向东流”……几乎俯拾即是。将其折合成时间单位，估计也不会太短。既然快乐与忧伤如影随形，既然痛苦有长度，那么，快乐也应该有长度。可是关于快乐、幸福的长度比喻就不那么现成了。快乐到底有多长呢？按照法国作家菲利普·法莱姆的标准，只有几秒钟，他在《第一口啤酒》中阐释发挥说：“第一口，这是惟一重要的。其他，则越来越长，越来越微不足道，只有一种微热的粘稠感觉，近乎满嘴泥泞，最后一口，带有一种要结束的失望。”他认为，在此，时间度量意义上的短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在触到嘴唇的时候，这种带有泡沫的金黄色物质，由于气泡而变得更为清凉，然后缓慢地经过过滤苦味的味觉软腭。这第一口显得多么长啊！”可不论怎样论证“瞬间即为永恒”，从长度意义上，这品尝“第一口啤酒”的短暂几秒钟，也无法同上文所提到的痛苦长度来抗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秒钟延长了一些——“我的天啊！整整一分钟的欢乐！即使在一个人整个的一生中，这还能算少吗？”（《白夜》）这一分钟，也显得太短了。无独有偶，据德国研究人员表示，大笑一分钟就相当于做了四十五分钟运动，可令你容光焕发。开怀大笑一向被视为一种可以强身健体的良方妙药，而最近科学家更发现大笑是保持身材苗条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大笑时身体有八十组肌肉在搐动，是一种非常有益健康的活动。从医学角度看，一个人大笑时肩膀会耸动、胸膛摇摆、横膈膜震荡，甚至会令人抽搐、血压亦会上升。血液含氧量在呼吸加速时增加，而更重要的是脑部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令人感到心旷神怡，实在是最佳的药物。大笑过后，血压会回降，减少分泌令人紧张的荷尔蒙，免疫系统亦会增强。研究还表明，儿童平均每天会展露笑颜约四百次，而成人则平均每日只笑十五次，可见人一长大，痛苦就增多了。对人生痛苦和幸福或快乐的关系，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曾有一形象比喻：“好比是两只野兽， 一只在吞噬它的同伴，而另一只正在被吞噬。”有点毛骨悚然，但却不乏真理的颗粒。经济学上有一种边际效应递减理论，大意是说， 一个口渴的人，喝第一口水时会感到极为过瘾，第二口会比较过瘾，而以后的痛饮只是机械地吞咽，毫无愉悦的感觉了。若反其意而用之，也就是痛苦递增理论。审美心理学上把“痛苦”一类消极性情绪叫做“不确定的紧张力”，它们摇曳闪烁，朦胧不清，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弥漫，“它们就像森林中的灯光照出的树影，总是变幻不定、互相交叉和重叠；当它们没有互相抵消和掩盖时，便又聚集成一定形状，但这种形状又在时时地分解着，或是在激烈的冲突中爆发为激情，或是在种种冲突中变得面目全非”（苏珊·朗格《艺术问题》）。南唐词人冯延巳就形象地揭示了痛苦之难以名状及其永恒性质，其深刻性也并不亚于西方的叔本华和苏珊·朗格：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间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畔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
难以名状的无端愁绪、寂寞愁怀，原以为会随着寒暑推移的岁月流逝而被抛弃，谁料年年复生的春意、春色使得这些不确定的四处弥漫的情绪也在复苏、发育，春草年年生，新愁年年有，草长一寸，愁长一寸，所以是“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李商隐）——痛苦无处不在。虽然人们通过宗教或道德的感悟能够在意识上超越时间和死亡，在与宇宙天地为一的精神世界获得永恒，但每一真实的个体生命终将不复存在，则是人人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这种现实在春秋代序、万物回薄的倏忽变化中得到了鲜明的物质印证：不仅去年之“故物”已荡然无存，就是今年之“新物”也在飞速逝去、步履匆匆……中国古人对此十分关切，用其敏感细微的艺术触角探测到了这种生命的律动。李清照《如梦令》词云：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在常人眼中，自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感觉敏锐的词人眼中，随着“绿肥红瘦”的悄然变化，象征生命、青春、爱情的美好春光正在无可挽回地逝去，在“知否、知否”的语气中，包含着多少对生命的怜爱、伤逝及无可奈何之情！不过，近期有科研人员声称，幸福可以用金钱买到，而且，幸福的程度取决于花钱的多少。英国瓦威克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一百多万英镑的横财足以使人“欣快”；一千英镑可以使一个人改善对生活的态度。这项新研究调查了九千个英国家庭，研究人员利用”紧张指示器”，测量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从而判断出参试者是否幸福快乐。该研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完成，其主持人奥斯瓦德教授说：“虽然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极其牢固，但认为金钱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确发现，光用金钱就可以使一个平常的人变成一个很快乐的人，费用是一百万英镑。”显然一般芸芸众生并不具备这“一百万英镑”，所以也难以变得“很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