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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或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谁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嫡传的，对方是歪曲的，荒谬的、叛道的。谁都能从那理论、学说的创始人的著述中，摘录出只言片语，振振有辞地证明自己的正确，使旁观的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从。这实在是悲哀。这令我们想起了《列子》一书中讲述的这么一个故事：
杨朱的邻居丢了一只羊，他既全家出动寻找，又请列子家的童仆帮忙。杨朱道：“唉！丢了一只羊，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邻居说：“岔路太多。”过了好久，找羊的人都空手而返。杨朱问：“找到了吗？”邻居说：“没找到。”杨朱问：“怎么还是没找到？”邻居说：“岔路之中又有岔路，不知道羊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回来。”
杨朱一听，怅然若失，久久没有说话，整天也没露个笑脸。他的学生奇怪，问他：“一只羊能值几个钱，又不是先生您的，您却这样闷闷不乐，这是为什么？”杨朱也不回答，学生始终也没能了解他的心思。
他的一个学生孟孙阳将这件事告诉了心都子。一天，心都子与孟孙阳一起来见杨朱，对他说：“从前有兄弟三人在齐鲁一带游历，跟从同一位老师学习，掌握了仁义的道理以后回到家中。他们的父亲问：‘仁义的道理是怎么回事？’老大说：‘仁义的道理使我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把名誉放在后面。’老二说：‘仁义的道理使我为了名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的道理使我既保全生命又获得名誉。’他们三个人的结论大相径庭，而同是出自儒家，到底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杨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讲起了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一直住在河边，熟悉水性，勇于游泳，以划船摆渡为生，赚的钱能养活百口之家。自带粮食前来向他学习游泳的人成群结队，但，淹死的人几乎有一半。他们本来是来学游泳的，而不是学淹死的，而得利与受害竟如此截然不同，你以为谁是正确谁是错误的呢？”
心都子听了以后，默默走了出来。孟孙阳责备他说：“你干嘛问这么个叫死理的问题，老师没正面回答，我越来越糊涂了。”心都子说：“大路由于岔道太多而丢失了羊，而追求学问的人，也因为对治学方法理解的不同而丧失生命，他们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同，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不一致，而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大。看来只有回归到原来同一的起点之上，才不会迷失方向。”
列子那个邻居的困难比较好解决，岔路再多，而羊毕竟就一只，再多发动一些人，多费一些功夫，总能将羊找回来的。而那兄弟三人的问题则比较麻烦，究竟他们三人谁真正得到了儒学的真谛，即儒学的那个“道”？看来老大说的有理，因为孔子分明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老二说的也有根据，他依据的是孔子的另一句名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老三说的也有根据，孔子还有一句名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都有孔子的语录为证，都是孔子的最高指示，究竟谁是谁非？大概谁也难以作出评判。这就是孔子给后人留下的难题。
其实，孔子留下的难题还不只如此，他本人的是非功过，就是留给历史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他以及他的学说和门徒，大起大落，罪之者以为“儒以文乱法”，焚其书，坑其人。尊之者，称其为“至圣先师”，其学说为治国之经典，救世之良方，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独尊的地位。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忽然又说他是导致中华民族落后衰败的罪魁祸首，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大拦路石，举国上下都喊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到了“四人帮”时期，他又成了复辟倒退的祖师爷，他的学说成了集中国落后、腐朽、反动思想之大成，其遭遇之悲惨，比起在秦始皇时代大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又有人说，孔子及其学说，不只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法宝，也是拯救人类社会未来使其免于毁灭的最佳药方。
孔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教师，他的所谓学说也不过是五万余言的一本《论语》，除掉其中一般表述性的文字，真正具有思想含量的，也不过三分之二左右，其褒贬毁誉何以如此天悬地殊？他的“道”到底是什么？大概到今天也无人能够道出吧！
像有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孔子一人，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政治家不都曾经或正在遭遇着类似的经历吗？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大凡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其学说即使算不上博大精深，至少也是多义性的。哪怕是对于同一个命题，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他也会有不同的阐述。孔子对“仁”的说法就有好几种，如果学习者、研究者各执一端，那么，这个“道”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列子写了学习游泳者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有的人不再有衣食之忧，而另一些人则被淹死。列子真不愧是伟大的预言家，他似乎预见到了在理论的大海中游泳者的不同命运。
由于担心歧路太多，而不去找羊，是懦夫；迷失于歧路之上而找不到羊，是无能；回归到起点之上，固然不会迷失方向，却也永远不能再前进。这真是人类的两难选择。但人类宁肯在歧路上摸索，即使跋涉得精疲力尽，磕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能回到起点上，那个让人类无比神往的“羊”，总有一天会找到的，否则人类只好回到树上去结巢而居了。
话语与权力的互动生长
——呼天成形象分析
？ 文贵良
在《羊的门》中，呼天成是呼家堡的魂，是呼家堡的主。他为呼家堡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与生命，让呼家堡获得了经济的繁华，让呼家堡人享受了物质利益。但是，呼家堡人是以支付精神自由和话语权力作为惨重代价的。呼天成成为“主”的过程，就是他制造话语与拥有话语的历史。在《约翰福音》中，上帝就是“羊的门”，人就是“羊”，羊从门而得草，人从上帝而延续生命。其实，上帝是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此在”，这个“此在”以说的存在样式展露。在《创世纪》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A就有A的句式是上帝言说的基本方式，从“说”到“有”没有任何中介，“说／有”共时同构。作为存在样式的“说”同时又是上帝的话语实践，作为“说”的意义实现的“有”同时又是话语功能，“说”作为话语实践的存在性与“有”作为话语功能的绝对性合二为一。这就是上帝话语的存在论本质。小说以“羊的门”为题，其寓意显而易见。在小说中，呼天成是如何制造话语的呢？
“贼”与“脸”：呼天成成为“主”的意识来于一个偶然事件。在饥饿的岁月里，呼家堡不断有人偷盗。呼天成在村口抓住了三个人：八婶、二兔和布袋，让他们挂着赃物在村口示众，围观的几百号堡人表现出一阵天聋地哑的沉默。呼天成从他们的沉默中，敏锐地看到了呼家堡人对“贼”字的畏惧和对“脸”的爱惜，他锐利的目光照射出堡人内心的恐慌。恐慌的堡人自觉地把赃物撒在了回家的小路上。他终于感到：“我就是他们的主，我要当好这个主。”
呼天成十分清楚：堡人只有看见“贼”站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才会感到耻辱，要让这种耻辱植根于他们的心灵，化为他们独处时的自觉，必须进一步巩固。于是，他大胆设计了一个“阳”谋：借孙布袋的脸。孙布袋每次都能成功地偷到某种东西，但每次都被抓住，挂着赃物在村口亮相，给堡人看，告诉他们：“这就是贼！”堡人眼中的“贼”经过多次的条件反射，不仅烙在孙布袋的脸上，而且刻在堡人自己的心上。孙布袋的身体展示，给了堡人一个潜在的陈述：“我要是偷，就是这种贼！”〔1〕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说：“恰恰是脸遮住了羞耻。”而在这里，孙布袋的脸恰恰是显示了羞耻。“贼”与“脸”是对立的。“贼”是一种羞耻，而“脸”在堡人看来是活人的招牌，是获得身份的标志，谁失去了它，谁就失去了说话的资格，也就是失去了话语权。呼天成借了孙布袋的脸，他却获得了一个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