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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要说深究李泽厚近些年的著述，哪怕只是草草翻阅过，都不至于有此断言。对现代新儒学的“不敢追随”，李泽厚的确说得明白而又繁多，“有人说儒家是最好的，明天就能拯救全世界，我看是头脑发烧。”（引自《为儒学的未来把脉》，见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对现代新儒学的社会定位和学术定性，李氏有言：“它在建构宗教性道德方面可作重要贡献，但不可能依据它来‘开出’现代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它可以有某种宗教性的社会功能，但不可能有现代的经济、政治功能。”（《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见《世纪新梦》）这里稍作引述对照，与原意不符的出入就明显不过了，而要做到言之有据，需要的只是对论辩对手的起码尊重和基本了解。要知道，恰恰是一方面出现着这种疏漏和失误，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王朔和对谈者反复倡言，面对知识的神圣要诚实、谦卑和敬畏，并将其强调得不厌其烦的过程。看来，就像朝自己拍几块板儿砖的道德优势，不能那么轻易地变成学识优势一样，面对知识的任何动人辞令和优雅态度，如果失去了踏实的躬身践行，以及行之有效的思维与操作方法，也同样只会剩下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继而显示一个空泛的姿态。
从早些时候对文学形象的塑造，转向不久前对辨析说理性文字的集中操练，王朔自然会明白其中的跨度和差异。前者带给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由赢得一定数量的读者群，便有了畅行于出版市场的资本，而市场效应又保证了他持续发言的权力。在他拥有并把玩起这种权力的时候，他很快发现，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声音开口，都会有人奔着那张熟悉的脸庞而来。更何况，他在先前的编写故事之余，已经用了种种文字与他人交手过招，至于小试牛刀的效果，有访谈者向王朔面呈过：“说你脑子是奔腾8，他们也就是286，就肯定是摆不平你。”（《爱你没商量》，见《作品集》）。这都让王朔添了自信，凡是码字拼脑力的活儿，到了他手上，哪样不是玩得出神入化？就像从前武林中耍弄棍棒的某位高手，一旦变换个招数，赤手划起拳路，只要登台亮相的还是那条好汉，赢得的满堂喝彩就会依旧。应该说，王朔的某种错觉也正是由此而起，那棍棒高手挟着先前耍出来的艺高人胆大，外加顾盼自雄的万丈豪气，往往会助长他对拳路门道的傲视和轻慢，豁上身家性命的修炼少了，临到真正走步上场并发功出手，时常就要踢打出一些五迷三道的醉八仙拳脚，自认为功夫了得，连呼看招之时却无人上前接招，本来是看破那点招式的人们在冷眼旁观，他却从中得了个颇能自慰的结论：此乃高手寂寞、独孤求败！
看王朔对发言大权的使用，便想到这世上凡有权力落脚的地方，总会有那么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他有一种怎么痛快怎么来的感觉，某次酒桌上听醉客评鲁迅：“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王朔便感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我看鲁迅》，见《作品集》）。还有，他同样想着发言之权的不用，过期就会作废，“我认为现在为自己写作正是正当其时，我这时候还有点资本可以挥霍，我准备挥霍一把”（《谁比谁傻多少》，见《作品集》）。另外，他也有坐稳一把椅子后的闲适心态，就如何适应生存环境少一点幻想，他几乎说得不留余地：“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你就绝望，就反抗，最后自杀？那你是犯了蔑视人类罪……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我是王朔》，见《作品集》）读着这一类的话语，遥想王朔留在文坛上的反叛背影，会令人徒生一层雾里看花的茫然。可以说，即便作为一种行文风格被充分尊重，王朔在这几本畅销书里所留下的，还是充斥了过多的随心所欲和放纵失控，以及某种高视阔步的过度膨胀。而其中一个缘由，又是因为他拥有着非同一般的发言权，比较而言，这种权力离有形的朴实知识要远，离市场的无形巨手则显得更近。
有一位王朔的对谈者说：“中国传统中缺少那种逻辑的训练……可以在三句话四句话中间换三个或四个话题。这种东西挺可怕的，你无法与他争论，继续争下去你就进了他的陷阱，你找不到问题所在，最后也不明白争论的是什么。”（《误读、歪曲与人身攻击》，见《蒙汗药》）起初看王朔的鸣锣击鼓出山，恍然见他肩扛手提着强弓利箭，未料一阵热闹过后，观众们揉亮眼睛，不仅要帮他捡拾满地射飞的流矢，还得时常寻找不知隐身何处的箭靶，不知这一情形是否在那传统逻辑之列。而一碰上传统二字，要知道王朔可是有一副火眼金睛的，“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见《无畏》）我不禁想问，他是否也会一不留神，就落入尚未自知的圈套和陷阱，而恰恰在自以为站到了“它的对面”，并且满有把握的时候失察失守呢？
歧路亡羊的悲哀
？ 邹纪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
翻开《老子》一书，赫然入目的，便是这十二个字。它的意思是说，道，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名，如果也可以用语言概括出来，就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名。
老子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居然推出这么个观点，实在是很令人惊异。道，是老子学说的核心，主要是指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名，指的是概念。如果道及名都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话，《老子》的五千言岂不全是痴人说梦，或者是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又何必“道”出来呢？这岂不是老子的自我否定吗？老子还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点，唐代的白居易早已提出质疑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言者不如智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不只如此，老子实际上否定了所有的理论、学说、思想（当然主要是人文学科），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思想，无不是在阐述它们自己的“道”，如果“道”是不可道的，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汗牛充栋的著述，岂不全成了“满纸荒唐言”？
然而，老子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一家学说、一种理论，都不能说自己已经认识了“常道”，即永恒的真理。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本身，真正的“道”，即它们的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目前人类所道出来的那些“道”，恐怕都只具有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意义。甚至某一个时期被奉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万世不易的“道”，过了一个时期回头再去看，很可能是片面的、浮浅的，乃至是错误的。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太多太多了。
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曾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义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到了后来，同是革命家，有的说它是写吊膀子的，有的又说它是讲阶级斗争，近来，又有人说它是写佛，写禅，直到今天，《红楼梦》的命义，也即是它的“道”，也还是众说纷纭。看来，《红楼梦》的“道”也是永远不可道的了！
岂止《红楼梦》，任何一种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著作，人们对其命义的理解都是各有不同的。例如《论语》，它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仁”还是“礼”？它是安邦济世的良方，还是阻碍进步的惰性力？再例如《老子》，它的“无为”，究竟是揭示了大自然发展变化的本质，还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它究竟是哲学诗，还是阴谋书？一部著作的理解尚且如此纷纭，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的“道”就更加难以严格界定了。
于是我们在历史及现实中，便看见了这么一种有趣的现象：都是信奉同一种学说、同一种理论的信徒，彼此对这学说、理论的核心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