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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记作者善于通过气势磅礴的“论世”来“知人”。但每个人在历史流程中的坐标是不同的，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都能与伟大的历史事件联在一起。陈寅恪在其自撰年谱《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中有曰：“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若后人得以览阅年谱全貌，想必能从中读到一部家史重于国史的撰述。对陈寅恪来说，他首先是以旧学深厚的家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博学卓识，和治史之专之精令学界钦仰赞叹，然后才是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时事遭际时令人敬佩。换言之，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首先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界的贡献，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陈寅恪的生命自始至终与学术相融，其“不谈政治”以及生死力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韧力，都是实现学术价值的保证。这不同于胡适、梁启超等人，虽同为旷世学人，后两者是既“问学”又“问政”。写胡适，绕不开新文化运动，尽管他极不情愿将他的文学革命与这场政治运动相提并论，但也不得不承认，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的政治化倡导和“五四”这一政治事件，使其学术思想得以深入民间。胡适每居一地，不仅喜闻当地政治社会新闻，更善于投身参与，研究利害是非；同样，写梁启超，也绕不开“复辟帝制”、“二十一条”、“巴黎和会”这些政治事件，没有它们，也就无法显示梁公审时度势、机敏善变的应对本领。 而这位“至死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的人物，晚年的学者生涯，其实是中年的政治生涯的直接继续〔2〕。胡、梁两位学者的一生，都对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其著书立说，不仅是学术史上的财富，也同时是政治史上无法省略的一笔。而陈寅恪是无法容忍学术具有这种斡旋本领的。学术于他，纯粹得近乎一种法律，几近冷漠，不识人之常情。这使我想起不平凡的“9·11”事件。事件爆发后，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停课，以示对死难者的哀悼。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却说：哥大是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天也不能停课。这种“惟学术”的精神，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它像政治上的某种主义最终必然诉诸实践一样，也会体现在授业、治学的细枝末节。一个不甘被环境所染、不屈从时世的人，环境和时世本身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任凭风云变幻，我自岿然不动。正如冼玉清所说：“不论哪一个政府我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继续让研究古物。”〔3〕这种临风独立的精神也是对陈寅恪实质性的概括。因此，为这样一位学者立传时，过多渲染动荡时世，以及不惜笔墨于历史事件，似乎游离于传主的核心价值。在《二十年》中，作者虽然对陈氏授课、研学、著述有较为全面的描述，但与更多的枝节蔓延和厚重的背景资料相比，前者时隐时现，不能给人强烈的印象，也无法凸显“一老树枯涩、独立于天地间”的精神气质。另外，笔者以为，以“传奇”来概括陈氏一生似有不妥。从1890年到1969年，中国历史发生过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有过质的变化，这一切并没影响到陈寅恪的思想和行动。“持短笔、照孤灯”仍是其生命的全部内容。正是在这种缺乏传奇色彩、枯燥又单调的日常生活中，陈寅恪显示了神奇的人格魅力。同时与这个时代多数文人学者的命运相比，他又是幸运的。生活上，他享受到省级以上的待遇〔4〕，并一直有政界要人暗中给予理解和保护，所以，在罹难岁月，在失明的恶劣条件下，仍有著述依稀问世。而更多的人却去蹲牛棚、坐大狱，几乎丧失了生存的最低保障。体将不存，毛将焉附？这种集体性的知识丧失，想来不更令人含泪滴血吗！因此，以陈寅恪作为概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是否得当，笔者以为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与《二十年》相比，蒋天枢先生的《事辑》略去了国史背景，仅以时间为序，集中陈述了陈寅恪的家史和治学经历。尽管他在本著《题识》中有云：“所知粗疏缺略，不敢名曰年谱，故题‘编年事辑’云。”但其著述形式、内容及编排材料的方式，都说明此著可作为上乘年谱来阅读。胡适曾指出，年谱“不但要记载他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5〕。陈寅恪的学问是其精要，也是他最想留给后人的遗产，比某种精神的发扬光大更具体也更具紧迫性。陈于晚年曾对黄萱倾吐衷心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以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6〕黄萱过于谦逊，未敢应允，这的确令学界遗憾。而蒋先生的《事辑》不仅圆了同门学子之梦，也令后人在丰富的原始材料中领略到大师治学的原貌。本著有正文三卷及先生论著编年目录，附录有先生讲稿两篇、小传一部及师生们往事杂录。《事辑》记录家事变迁必有诗为证，记研学则有文为录。文则一来自寅师上课讲稿，二来自友朋交流心得之信札，三来自学子听课笔记及问学通信。在《事辑》所辑“晋至唐史”第一课要旨中，寅师要求学生读《资治通鉴》而非《通鉴纪事本末》，因为前者是原典，后者是别人读《通鉴》的体会，其时时人正喜读《本末》胜过《通鉴》；讲到治史，寅师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7〕
《事辑》在展示寅师治学的过程中，叙述平实、少有概括评论之语。比如，写寅师致力佛经研究，每读典籍，常以点、圈识其要旨，曰：“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间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8〕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不仅承传了陈寅恪的治学风尚，同时也秉承了清华园先辈“出言有据，勿为空疏之学”的科学精神。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清华园国学研究所的宗旨，这里的“科学”从本质上对中西科学形式均有普适性的意义，它是企图从本质上把握世界（主观存在和客观存在）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统一〔9〕。具体到表述中，指无歧义的语言表述材料。清华教授们以科学为方法和途径达到使学术尽可能接近真理的目的，这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赛先生”（Science）不同：前者是在方法论的范畴内来理解和运用科学最本真的意义，后者则将科学作为反封建的工具，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意识形态，像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科学也成了“主义”，成了政治运动的符合物。中国的多数民众几乎是在对“科学”一无所知的蒙昧中，骤然醒来，一下子成为科学的传播者和倡导者，这种缺乏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