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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在大三元开了第一次组委会。出席的除了艾丰先生，还有当时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桂世镛、王梦奎、经济学家刘国光、《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范老当时还没有到人民日报任职）等领导。那回先生给我留下的两个印象极其深刻。
一是当时所有领导全有司机，唯独先生自己驾车而来。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私车特别是领导干部开私车简直不可想象。身为人民日报编委，准副部级干部，先生此举在当时相当另类而且扎眼。
后来先生告诉我，为了这辆用稿费买的二手车，他还被要求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做出说明。先生的说明也颇具个性：“在中国，领导干部开公车办私事不是问题，但是开私车办公事就是大问题。”先生的幽默让本来严肃的高层会议一下轻松起来。当然，先生的钱来得明明白白，花的清清爽爽，自然没有任何说不清楚的。
第二个深刻印象是先生的锋芒毕露和领袖气质。按说那天的会，多数人都比先生位高权重，但是没多久，会议的焦点就转移到先生那里，他反而成为了核心。
先生的这一领袖气质其实并不适合中国的官场，但是这种人格所具有的特殊光芒很多时候想掩盖也掩盖不住，结果先生一生没少为此吃亏。
从那以后，我和先生的交往密切起来，并成为他办公室的常客。每次去，都会坐下来聆听他的教诲。而且他对我也是恩爱有加，工作再忙，都要和我谈很久。用先生的话说：“我俩有缘分，我喜欢这个小兄弟。”你看，我把他当师父来尊，而先生某种程度上是把我当忘年交的朋友来处的。
1994年，我和先生合写了《评说阿里斯顿现象》，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大家的文章。
采访是我去的，跑了当时九家阿里斯顿中的六家。回来后找了一个下午去给他汇报。先生说：“你放开来说，想到啥说啥，尽量把你看到的印象深的东西说出来。”我滔滔不绝、拉拉杂杂地说了一个多小时，先生认真听过后说，材料够了。然后定下提纲，让我回去执笔。
两天后，我把洋洋洒洒四千言的初稿给他。第一次与大家合作，我当然是拿出了看家本事。先生看过后说：“总体可以，我再打磨打磨。”
几天后，先生叫我过去，把改过的文章给我，并谦虚地说：“你看看这样改行不行。”我一看，肉还是我的，但早已脱胎换骨，文章的气势和高度非原稿所能及。这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天外有天，并切身感受到和大家的差距。
不过，写第二篇《再评阿里斯顿现象》的时候，先生表扬了我：“孺子可教，这篇的功力长了不少。”这次，先生给我改稿没有再用加法，只是删掉了几百字。
回过头来看，我文章的第一次飞跃就起于和先生合作的这两篇文章。此后，我又有幸和先生合作过几篇文章，每一次都是文章功力的长进。而且不知不觉中，我的文风也向先生靠拢，总体上以平实见长。
大约1997年左右，先生已经到经济日报社工作，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收到当时报社的一位领导表扬：“这篇评论有艾丰的特点。”这句表扬让我高兴了很久。2007…05…15
评论：
这几篇特别喜欢，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伤……（覃贤茂）
覃贤茂点评：这几篇特别喜欢，感悟中似乎有一些感伤……
艳羡于萧然兄种种奇特的际遇。
洞明世事，博学通达，而又心地纯净朴素的艾丰先生，在此不能不让我们心生温柔的敬意。
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之――艾丰先生二三事（2）
帮朋友有很多帮法，顺水的忙，一般大家会帮。而费力费事的忙，甚至对自己还有负面影响的忙，绝大多数人都难做到。而先生帮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提要）
1995年，艾丰先生想调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对于喜欢文字、喜欢新闻工作的人，能到人民日报工作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我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先生调我进人民日报费了很大力气和周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的调动是当年7月份开始的，过了一两个月，还没有消息。这天我到他办公室，他见到我批头就问：“你怎么还不来报到上班呀？”我说：“没人通知我呀。我还正想问问您是怎么回事呢。”先生也觉得奇怪：“不会呀，部里早给人事局打报告了，他们怎么办的这么慢呢？”说着话，先生拨了人事局的电话。
“我是艾丰，我要调的人怎么还没有办手续呢？”先生以他特有的直率开门见山地问对方。那边明显在解释什么。过了一会儿，先生说：“没有其他变通的办法吗？”对方又说了些什么。“好，我知道了。”先生挂了电话对我说：“事情难办了，你这事要黄。”
我心里嗝噔一下，立刻紧张起来。先生说：“你居然不是党员？”我说：“不是，您也没有问过呀。”“现在麻烦了，从“六四”以后，进报社必须是党员，没想到你的调动会在这个问题上出岔子。”
我的心情马上一落千丈，人变得非常沮丧。如果没这事儿也就算了，现在把胃口吊了起来，好像不能进人民日报天都要塌了似的。
先生看出我的情绪变化，并没有直接安慰我。“你知道为什么天底下成功的人少吗？”先生换了个话题。我茫然。
先生接着给我上课。“你注意一下身边的人，大约只有10％的人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其余多是昏昏噩噩地过了一辈子。但是，在这10％的人当中，真正能想办法去实现目标的大约又只有10％，其余的人即便有目标，因为不去努力找办法，目标沦为梦想。而在这10％的人当中，真正能够做到有耐心，能不屈不挠地坚定信念，坚持下去的又只有10％。多数人虽然有目标，人也聪明，也能找到方法，但就是缺了耐心和恒心，一有挫折就放弃，甚至从此一蹶不振。所以芸芸众生，真正能成功的人凤毛麟角。”
先生话锋一转：“我知道你想来人民日报，但是这个目标不能是你人生的全部目标，而只能是实现人生目标的一个手段。能来最好，来不了你也失去不了什么，你还是你呀。受到这么一点挫折就情绪低落下去，你成得了大事吗？”
接着，先生讲到了自己：“你看我，从1986年就是副总编人选，每次换届都被考察，都给你一个巨大希望，但最后提拔的都是别人。如果我像你一样沉不住气，或意志消沉，我还能工作吗？”
最后先生对我说：“就当没这个机会，你原来怎么活的还怎么活。来不了人民日报也不会死人，人生的路还长，以后机会有的是。”
从先生那里出来，我认为调动没戏了。虽然经过先生的开导，但说实话，依然觉得命运弄人，心情很沮丧。
一天夜里大约12点，我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你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我一下被问楞了。“如果是入党积极分子，你的调动就好办了。”事情一下子峰回路转，我的调动就这样又起死回生。
原来，虽然先生当时没有对我做任何许诺，但是，他尽了他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帮我，甚至找到了报社的最高领导，非要把我做为业务骨干，破例调进来。
1995年10月，我正式到人民日报报到。可惜的是，我到先生身边工作半年后，他却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了。
帮朋友有很多帮法，顺水的忙，一般大家会帮。而费力费事的忙，不少人就做不到。比如上面一篇文章说过的张律师帮我排队的忙，对多数人来讲都不容易。而不仅费事费力，甚至对自己还有负面影响的忙，绝大多数人都难做到。而先生帮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我和先生，非亲非故，那时侯认识还不到三年，他老人家能那样不遗余力，不顾后果，不惧闲话而且不图任何回报地帮助我，这种忙一般朋友绝对难做到。
的确，艾丰先生帮我没有图任何回报。这些年来，因为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巨大帮助，我对他的恩德时刻铭记在心，也总怀有一颗感恩之心。而先生却对我这种很自然的行为和心情感到不安，甚至认为并没有帮到我什么。先生的境界恐怕正是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吧！2007…05…16
评论：现在这种知恩图报
覃贤茂点评：萧然兄写到自己的恩师艾丰先生，言辞中总是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