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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爆炸理论也失去了一个论据。”他的评论让我思考人类思维方式的差异。
目前所谓科学的，或者说西方的思维方法是线性的，而佛家的包括道家的思维方法则是圆的。
线性的思维方法导致西方人对什么事都要寻根问底。比如，就是宗教，西方也要把一切来龙去脉回答清楚，如辛苦的、万能的上帝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包括第七天休息都要在《圣经》里做交代，毫不含糊。
再如艺术，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就把人体结构搞得清清楚楚，你看古希腊的雕塑，无论人体比例，还是肌肉、骨骼，都符合今天解剖学的标准。这样的对艺术的“一丝不苟”一脉相传到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米开朗其罗们，仍然丝毫不敢怠慢，这些文化巨匠，甚至为了掌握人体的骨骼、肌肉，不惜冒险从教堂盗来尸体解剖，其执着精神让人叹服。
相反，你看看东方，由于“圆”的思维特性，远没有西方那么累。老子在回答同样形而上的问题时就很巧妙，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生万物的上帝在老子的宇宙观里不过是“三”。
但是生万物的“原始天尊”——“道”又是什么呢？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肯定要追问。但是老子“圆”的智慧，早已埋了伏笔，“道可道，非常道”——这个东西说不得，能说的出来的，那就已经不是了。
而同样，东方的艺术，从顾恺之到唐伯虎，你看看几千年下来，哪个中国画家真正搞准确过人体的比例？更别说肌肉骨骼了。比古希腊还晚的秦朝雕塑兵马俑，如果和维纳斯比，那也太写意了。故，中国几千年的艺术也是从来不求形似，而追求的是意境。
线性的思维让人永远有寻源头和找尽头的冲动。这就像河流，世界上有哪条河流，还没有被人类找出源头和尽头？而圆就不同，圆是无始无终的，比如地球，哪里是地球的起点哪里又是终点？当然，自以为是的英国人把地球刻了线，把格林威治那个地方认为是起点，但同时那也是终点。
无始无终的“圆”，避免了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困境。在东方，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任何一种西方看来绝对对立的概念，在东方智慧里全部能达到圆融。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任何事情不仅要定性，而且要定量。而东方一般只要定性就够了，很少定量。
有的时候，东方甚至连“性”都不能定。比如福和祸，老子就告诉我们，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在东方思维逻辑里，似乎很少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好过了就是坏，同样坏透了可能就会过度为好，即《易经》中所谓“否极泰来”。这其实也是极其典型的圆的360度的思维方式。
而在定量分析上，东方就更加随意，甚至有些不屑。比如对于数字概念，西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东方一、二、三可不是简单的数字概念。上面老子说的“一二三”，100个人能有100种解释，但唯独没有数字本意的概念。
对于数字，中国和印度颇类似。你看佛经里的数字，充满了随意性。一旦言其多，动辄就是“99亿恒河沙数”。一条恒河的沙已经数不清，可佛还嫌不够，还要99亿条恒河的沙，那数字大得足以把你脑袋撑暴。
定性和定量分析事物还有一个颇有趣的例子，就是对于神的认知。
对鬼神，东方的智者和西方的智者一样，鲜有不敬的。包括对神鬼不感冒的孔子，虽然不喜欢“怪力乱神”，但对鬼神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绝对没有贸然粗暴地一棒子打死。东方对于鬼神采取的是很现实的态度：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而西方，则不仅仅要满足于“宁可信”的定性判断，而是要实证出信的收益要大于不信。
比如发明了概率论的帕斯卡尔，就用严谨的数学公式推导出来，无论神是否存在，信都比不信收益大。他推导的公式核心是：假设神存在，不信的害处是无穷大，而信的好处则有很多；而假设神不存在，信神的害处很有限，而不信的好处等于零，因为反正神不存在。由此合并同类项后，结果就很清楚：无论神存在与否，信的得失远好于不信。
西方重视实证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技术进步，这恐怕也是近四百年来东西方物质发展差异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但是线性的发展最后也会让人走向死胡同。比如对于宇宙起源的认识，如果不停地这样问下去，人就会发疯。
而相反，按照东方“圆”的思维方式，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因为一个圆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因此，宇宙起源这类问题其实根本不是人应该考虑的。
看起来是偷懒，其实是大智慧。2007…04…16
评论：
存在就有理由，为什么非要把任何事都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什么事都清楚、明白了，这生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玫瑰之雨）
虽然科学的很多贡献必须肯定。但在两个问题上，说难听点确实有些“黔驴技穷”了。一个是“宇宙”，一个是“人”本身。我猜想萧然老师下篇要开始论人了 ，呵呵。（不垢不净）
覃贤茂点评：
科学如同灿烂的阳光，带给我们光明，让我们从愚昧的一无所知，而渐次可以掌握这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中似乎如数学般精确对称符合逻辑的内在规律和法则。
然而却还有更大更深更无边无际的黑暗，不可言说，不能言说，不可想像，难以想像，更广泛而实在的呈现着，让我们惊心和敬畏莫名。
正如西方的一位贤人说过：“我们所知愈多，愈能发现我们的无知是加倍的更多。”
越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无边而未加探索的不可知的事物，也就更令我们警觉和惊惧，令我们晕眩到混乱。
科学是直线，佛道是圆圈，萧然兄简明直白的道出了其中的要害，我同意他的观点。
从一个较大概括的层次上说，西方的科学思想确实是线性的。而东方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却是圆通的。
《易经》系传中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四句里面，有四个关键词，范围、曲成、通乎、无方，我以为都是萧然兄在此篇里所说的“圆圈”。
关于佛缘
缘其实是上世因带来的果。要想缘分不尽，此生的努力很重要。和朋友如此，和佛亦如此。佛缘再深，从此放任，堕入魔道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仅靠佛缘是不能立地成佛的。（提要）
晚上回来打开博客，新浪网友的留言，让我思索起“佛缘”。
这位没有留下大名的网友说：“好一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萧然师兄；谁人识得；汝墨镜摘下；眉宇然；竟有种女相。呵呵！如我佛如来；如西行唐僧。足见佛缘至深哦！”他的话让我想起12年前的一桩旧事。
1995年春天，我因故去安徽滁州，游琅玡山，过欧阳修的“醉翁亭”沿山而上，有寺名曰琅玡。我在寺内抽了一“上上签”，签的头两句大致是“他年早有凌云志，今朝金榜提名时。”后两句记不确切，大意是今年能实现人生的梦想。当时，我的恩师艾丰先生有意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以下简称“人民日报”）工作，我想此签可能暗指此事。
和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也抽了签，但是“下下签”。大意是求什么没什么，最后一句我至今记得，是“两手空空回家转”。
我一向对抽签这类事情不很严肃，至少一半游戏成分，因此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
1995年10月，艾丰先生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把我调到他身边工作。我上班的头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先别管报社的事，帮我出一趟差吧。”我问去哪里？他说去安徽滁州。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什么，并想起那个签。因为滁州是一个较偏僻的地方，要说去上海、深圳都不足怪，为什么我到人民日报的第一天，就被支到了滁州？冥冥之中不是让我去还愿吗？
于是，到滁州干完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琅玡寺。就在我从大雄宝殿出来准备离去，一位年迈的老僧叫住我，并把我引到方丈室：“施主，我看你与佛有缘”。说着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幅盖着寺印的黄绸赠我，并用毛笔题写了他的法号。可惜的是，这件东西两年后在沈阳和钱包一起被偷走，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