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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一段当时的文字：
孙永勤部为热河义勇军之一，有众3000人，屡在热河南境，与日伪军队作游击战。5月中旬，日军大举攻永勤，永勤逃至遵化，其地为停战区，按照塘沽协定，我军不得自由派兵驻防，永勤遂得在该县征收粮秣，乘隙逃去。酒井（华北驻屯军参谋长）乃指此为我方接济孙部，扰乱停战区治安，违反停战协定之罪状，又谓曾获义勇军委任状，上有军委分会蒋、何衔名。但此证据并未提出。
胡、白暗杀案，即指胡思溥（国权报社长）、白逾桓（振报社长）之被刺。两报皆在天津日租界发行，两人皆在日租界寓所被刺。两报言论，平日皆反对国民党，亲满亲日。酒井谓白逾桓系日军使用人，其遇刺系蓝衣社所为。
酒井参谋长提出，将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出平津、河北，调出蒋孝先宪兵第三团，取消国民党党部、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可能指复兴社）的活动等十二条。如果国民政府承认这样条件，其等于平津河北成为军事空白。
协定交涉始于1935年5月29日，结束于6月10日，前后13天，共有4次。第一次为5月29日，第二次为6月4日，第三次为6月9日，第四次为6月10日。谈判代表，日方是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北平大使馆陆军副武官高桥坦。中方代表是陆军部长兼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10日交涉实际上是日方发出最后通牒。何应钦不敢在文本上签字，只是口头承诺。日方仍逼迫不舍，何于6月13日凌晨3时惶惶然离平南下。行后，派军委分会办公室主任鲍文樾告诉日方代表高桥：
“何总长已南下，但其面诺之事，同人均仍一一使其完成。”
后高桥代拟两稿，第二稿原文：
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
此致 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在此前后，日方华北驻屯军步兵不过10个中队，炮兵1个中队，总数不及2000人。而且分驻秦皇岛、山海关、塘沽、军粮城、天津等处，天津驻军不足500人。而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东北军，商震晋军，总数不下6万人。
在交涉中，酒井自称代表天津军（即华北驻屯军），高桥坦代表关东军。中国人当然信以为实。以后资料证明，酒井在6月9日之后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资格。高桥坦自始至终并不代表关东军，也不代表天津军。因为他们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对华态度软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长春与林陆相会商公务之际，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进行诈骗。中方一直畏怕关东军入关，其实东京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权限范围早有明确规定，只限关东，不准越至长城以南。所以说，中国方面的畏惧，并没有想象力造成的那么严重。
如把“何梅协定”说成酒井诈骗案，也许更确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当时日本国内实际上是军人左右政治，军部左右局势，而且军队内部盛行着下先上之风，少壮军人们向往着“为国家做些事情”，向往着到“满洲”做一番事业。往往是军人干出了事，政治家承认既成事实。这里引用日本联合通讯社杜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鉴：
“天津驻屯军（即华北驻屯军）怀疑孙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支持，对于学忠怀恨在心，并借此反对将公使馆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两国公使级升格大使级。编者注）。认为此时将公使馆升格，是对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时，日本陆军中央的少壮军官、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的少壮军官，互相勾结，紧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编者注）感到华北形势将一触即发，认为立即离日赴任，将首当其冲，便决定延长在日逗留时间。正当此时，果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即在5月29日……”
话说回来，不管称《何梅协定》也好，叫“酒井诈骗案”也好，反正何应钦已承诺。中央军、东北五十一军、宪兵团、国民党党部纷纷南下，平津空虚，国人震动。
这时候引出一个人来。谁？石友三。石友三何许人也？凡稍了解军阀混战历史的都知道有个三反冯玉祥、三反蒋介石的反复小人石友三。前两年10万大军被打散了，现在正乘时乱之际谋篡在平东湾平起事自治，已在聚集兵马进行大比武。怎样大比武，说起来您不要笑话，就是挑选出百余名精壮好汉和弄来百余名妓女，都脱得赤条条的，互相对站着，等石友三一声令下，就冲上去，干起那事儿。这叫练练雄风，交流体会。用在战场上，就是把对手当成女界，用阳刚之气镇住阴柔。您说这样的队伍能打仗？不尽然，找到了日本人做后台，有日本人支持，能不无往不胜！石友三带的人数不多，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平津形势骤变，倒底怎样发展，令人揪心！
第三章 重兵驻进平津
话说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那是几朝古都，以北平为都城始于西周燕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以后又有前燕、金、元、明、清及当今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定都是建国大事。为什么看中北京，自然是龙脉所系。历代著名风水家对北京都有论述，我们不一一例举，这里不妨引用几段文字。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从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原为嵩山，是为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正谓此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时，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劝忽必烈说：出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营天下，非定都北燕不可。
明代燕王朱棣击退建文帝迁都北京，群臣对北京的形势又作了一番论证。有的说，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也有的说，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诚帝王万世之都。
清末民初，北京修了铁路其位置尤显重要。虽然1911年清宣统皇帝退位，但其仍是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向四方修了铁路四条。一条是经天津山海关，通往关外的北宁路。一条是经天津南下浦口、南京的津浦路。另一条是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第一条铁路京张路，即由北京经南口、居庸关、青龙桥达塞外张家口。现在青龙桥旧车站还依然保留旧貌，铁路设计工程师詹天佑先生的铜像矗立着供后人瞻仰。再有一条铁路，也是南控中原至关重要的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经丰台，过卢沟桥，沿着太行山的缓缓斜坡一直通向中原重镇汉口。中间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等重要城市，把黄河、长江等重要水路交通串连一起。当时北京还有水路码头，京杭大运河直通北京城内，码头所在地，就是现在的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附近，不过民国初年码头已废没有了通航能力。
明代建都南京，当时一个叫刘伯温的人就向朱元璋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但不免有迁都之举。”纵观历史，南京虽然是几朝古都，而恰恰凡建都南京者，无不是偏安一偶半壁江山小朝廷，而就没有一统中国。朱元璋不信刘伯温之言，建都南京。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燕王之乱。后燕王灭建文帝迁都北京，定鼎华夏。历史又何其相似，国民政府依靠江浙经济势力定都南京，国无宁日，又引来了日本人的侵略，国共两党之争，国民党终于退守海岛台湾。共产党统一大陆定都北京。历史为何如此，这须由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考证了。
话说回来。北京人口的变迁，简单的概括：外迁的进北京，谪退的迁天津。真正的祖祖辈辈的北京人怕是无从考证，那人数怕也是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从现在北京地名来看，也带着历史的痕迹。胡同，在蒙古语中就是有水源的人口聚集点的意思。文津街、贡院街、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皇庄、宫门口、惜薪司、武衣库、王府井等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