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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斥责之声骤起，指斥宋在拥护中央同时，又背离中央。《中央周报》在一篇题为《天津特函》的文章中指出：
“（日本）军部之意，除使张自忠等悚于日本之富强，自动彻底亲日外，则欲拉住冀察一部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根本排除其抗日反日思想，而无形中做到破坏我收拾华北计划。”
“实力派头脑简单分子”显然是指宋哲元一伙。
人们还猜测宋等有政治企图，张自忠有重要而秘密的政治使命。外交部驻北平特派员程锡庚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宋哲元有通过张自忠访日，绕过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与日本政界商谈冀东、察北收回问题。”
另一方面，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对张自忠访日也非常警惕，在两军联席会议上，决议反对张利用访日之机，和日外务当局商谈冀东和察北问题。
宋、张在日驻军的强烈反对下，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百般掩饰。在回答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阿弗荣克的询问时，张自忠解释说：“这仅是一次礼貌上的访问。”在启行前对新闻记者也强调：
“此次系旅行性质，并考察日本军政商航空等状况，俾作借镜，如有机会，亦将与日本朝野人士一谈，但并无政治上使命。”
宋哲元也对新闻界表示：
“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诸位看到宋将军以上讲话也许会感到惊讶，话虽未讲到“中日提携”，“东亚共荣”，话中实际内容已与其相同。把其讲成通俗的意思，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团结起来对付英国和美国。
令人似乎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日本人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东北又进一步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存亡关头，为什么中国的领袖们，尤其如宋哲元这样的爱国将领，也不断地提出“对远东共同负责，否则他人（他人显然主要指英美）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为什么要忍辱向侵略自己的敌人靠拢，而眼睛警惕地球另一边的民族？
因为中日两个民族太相近了。不光地理位置相近，在文化习俗、政治传统、面孔文字、繁文缛礼、心胸狭隘、思维方式、说话兜圈子、生活恶习、官本位、窝里斗、告密、偶像崇拜等等，均能找到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还属次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的社会情况几乎没有差别。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强盛。日本貌似学习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实际上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专制制度，天皇还是“现人神”，更加强了专制的内容。其根本不同点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基于人权与民主思想，而日本的天皇中心制度，基于东方式的专制制度。西方式的强盛是基于民主的强盛，日本的强盛是基于专制独裁式的强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大有西方式的民主特征，后来蒋介石解释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仁政。”“施仁政”是儒家建立政权的根本思想。仁政的行为顺序是统治者向小民恩赐，并不是民主，而是主民。做民时希望民主，做了领袖就开始惧怕起民主，而希望主民。中国人都想国家强盛，是欧美民主式的强盛还是日本独裁式的强盛？所以，当时中国人被日本人打得焦头烂额，中国的领袖们和日本的关系，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话说回来，虽然当局感到两国大战难免，但也希望互相理解，开始缄口，《中央周报》一发文章，这事儿就等于完全推给了宋哲元、张自忠。宋、张有口难言。
当时，华北的形势，无论在“经济提携”的谈判桌上，还是在“烧饼夹肉”式的军事演习上，都是处于僵局。可是同时，日本政府却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受到蒋介石等头面人物多次接见和热情款待。华北驻屯军力图打开与二十九军的僵局，所以策划宋哲元、张自忠等访日。
华北驻屯军为什么单单看中宋、张？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分成两派，即：亲日派和南京派，宋、张属亲日派，冯治安、秦德纯，佟麟阁属南京派。邀请宋、张访日，既是反间活动，又是拉拢他们，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军事实力。鉴于华北的“抗日空气骎骎乎弥漫京津一带”而有必要采取新对策。1937年3月底，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遂主动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退还庚子赔款中拨支。
宋哲元接到邀请后，真有点左右为难。鉴于到日本兵营吃饭而被迫签订“经济协定”的教训，现在再深入敌国，再遇要挟，如何转圜？难道自己去做现代的苏武？还没有苏武那样光采照人，恐怕更不会留名青史。但若拒绝，又担心会使局势更加恶化，甚至有与日方立即决裂之险。宋与张自忠、秦德纯等再三商议，宋决定以自己身体不适，改派张自忠代替自己访日，以李代桃僵之计敷衍日方。
4月中旬，组成了以张自忠为团长张允荣为副团长的“冀察赴日考察团”。主要成员有：三十七师的何基沣旅长，三十八师的黄维纲旅长，一四三师的田温其，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天津市政府交际主任兼中英文秘书翟维祺，天津市政府参事徐维烈、边守靖，天津市商会会长王文典，原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主任陈中妥等，加上随行家属共20余人。赴日考察团启程前，宋哲元特别约集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为张自忠饯行，嘱咐要事。外人不知，还以为像诸葛亮送刘备去江东相亲，亲授锦囊妙计，或是燕太子丹送荆轲去刺秦王，击筑而歌。结果都不是。宋哲元只是对张自忠一再叮嘱：“要为中国人争气，要住最好的旅馆，钱该花的不要小气，别叫小鬼子看不起我们。”
张自忠率团于4月28日抵东京，后分“内地组”和“青岛组”分别访问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宋哲元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之下，电催代表团回国，代表团提前于5月23日离日。
日方就此大造舆论，说他们在日“受到各方面的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造成，已收到相当的效果。”
张自忠回到天津，在全国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向国人交待情况。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书面讲话，称“此行走马观花，没有什么心得。”张的讲话使国人不满，不得不调查其在日言行。
材料证明，他们在日确没有同日本谈判政治军事问题。仅有一次涉及经济提携，张的表态和中央精神一致，即：经济提携的前提是消灭冀东伪组织。
张等还有一次与日本少壮军人吃饭，日方挑衅，言称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反对日本。何基沣致答词否定。
此外，张自忠还拒绝为名古屋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剪彩，迫使日方将展览会对面的伪满洲国国旗撤除。
张自忠访日之事，风波略略平息，华北又回到往日的纠缠、对峙之中。
因宋哲元被迫在《华北经济提携》文书上签了字，日方加紧催逼兑现，变本加厉不断提出层出不穷的要求。如：开发龙烟铁矿，必许以日人投资，而以矿产为抵押；沧石铁路必须垄断井径煤产。凡此问题，宋哲元均不敢专擅表态，而必须请示南京政府。在此期间，日人的胁迫又无所不至，不分昏夜清晓都来拜访宋哲元，或到绥靖公署胶着纷扰，使得宋等要员没有片刻休息洗浴时间。
当年宋哲元已经五十有二岁，长年征战已患高血压和胃病。宋本来话少，现在更加沉默，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无法忍受日方尽日骚扰。人在病中，难以避免一种软弱者的心理：“眼不见，心不烦。”1937年2月，宋哲元就向秦德纯表示：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以我为交涉对象，我暂离开平津，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并告诉自己的想法：“准备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
秦德纯和佟麟阁都不很同意，事情搁下。3月宋又提出：“本人原拟在春节内返籍扫墓，惟以天寒不便，未成行，俟春暖后或仍将一行。”
5月，宋哲元决意返鲁，经中央批准，成行。
宋哲元偕秘书长邓哲熙一行，从天津接了老母和全家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