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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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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方不断挑衅,我国军民抗日情绪日趋高昂声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很迅速地在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散播开来。对于国仇家恨方殷,思乡心切的东北将士,尤其具有莫大的鼓动力量。连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都大声疾呼:

  “誓必收复先人故土!”

  15万东北部队呐喊着:“打回老家去!”

  你去叫他们剿共?

  事与愿违。

  先是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要求中央支援,实际上是要武器弹药的支援,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央军开入山西,待红军退出山西,中央军也赖着不走了。这已使阎锡山耿耿于怀。

  再者,陕西省改组,以生活腐化或违法吸毒为借口,淘汰了一些西北军的(指杨虎城部,杨部原属西北军)旧干部。任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感到中央在削减他的势力。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蒋介石感到“剿共”进度迟缓,不辞辛劳,先太原,后洛阳,再飞到西安,坐阵指挥。

  张学良求见蒋介石,谏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对张大加斥责。之后,张再见蒋,又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加严厉斥责。11日,张学良的特别助理黎天才求见蒋,又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还不悟。军心已变矣!

  固执是人所难免,小人的固执不过是鸡零狗碎的事,大人物的固执,涉及到国家命运。不管怎么说,固执也是凡人的品格。

  “震惊中外”,其震惊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关东军本来想在绥远再动手脚,“西安事变”把他们震呆了。日本官方估计,中国亲日派政府(指以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的日本留学生政府)将遇到空前危机。中国少壮军人也效仿日本“下制上”。这些少壮军人可能要和日本人玩命了,而且会得到中国举国支持。

  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以后,通电全国,并专电通知各地重要将领如: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李宗仁等,并专门与陕北的周恩来联系,要求到西安共商国事。形势相当严峻,举国关注。


第十二章 宋哲元回乡

  1936年12月12日,北平。

  北平学联组织“一二·一二”示威游行,以声援绥远抗战。

  北平当局善意劝阻,未成。决定于景山与学生对话。宋哲元准备到场。

  在学生队伍向景山集中途中,宋哲元乘车与学生队伍相遇。

  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宋下车向学生要传单。学生围在他身旁,向他说明示威目的。双方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宋听了学生的申诉,面带笑容乘车离去。

  下午,宋因故未能到景山。

  秦德纯与学生见面。学生高呼:

  “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运动!”

  秦德纯在讲话中对学生说:

  “诸位是爱国的,二十九军也是爱国的,二十九军爱国心是不让于诸位的……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是民众的力量。”

  当晚,张学良电宋,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事”。

  13日,宋召开高级将领幕僚会议。

  宋作了最初的应付:

  一、即日电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务请保护委员长安全,国事应由国人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计议。

  二、为免除猜疑,引起混乱,复电何应钦,说张学良是被共党包围而叛变。

  三、为杜绝日方提出共同防共要求,宣布加强防共。

  四、为保护东北军眷属在北平住宅及人身安全,决定立刻派人分门别户进行访问,嘱咐他们切勿出门,少来往,以免发生意外。

  13日、14日,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及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同意他们的戡乱主张,但不公开指责张、杨。

  后来,通过派员赴南京了解到何应钦等企图以武力讨伐张、杨,乘乱夺权。

  冯玉祥力主政治解决,遭严密监视,冯暗派邓签三、韩多峰北上,转告宋小心说话,宋悟,求以政治解决。

  12月16日,南京空军轰炸了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地面讨伐部队亦已开进潼关,大规模内战将一触即发。

  17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

  21日,山东韩复榘发出“马电”,称赞张学良的行动是英明壮举,并通知张学良、杨虎城,他的部队“奉命西开,祈勿误会”,但,电文中未说明奉谁之命。

  “马电”引起南京政府军政大员惊慌。何、孔等怀疑宋哲元与韩复榘联合行动。

  第二天,宋偕秦德纯、邓哲熙匆匆赶往山东德州与韩会晤。韩兴致勃勃,见宋即抖搂出个包袱:

  “明轩兄,你知道老蒋一生都干了些什么事?”

  宋哲元感到没头没脑,怀疑他会发出类似“檄文”一样的话,未及开口,韩大概觉得这个提问艰深难答,于是自己回答了自己:

  “其实,这老蒋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件就是赚钱,一件就是撒钱。看懂了这一点,其实那个委员长的角儿,谁都能当。这回他蔫了!”

  宋、韩在西北军的时候,虽是袍泽,但在冯大帅严厉的管教之下,韩并无此放达,宋、韩又有上下级关系,韩见宋总是恭而敬之。但宋也感到韩属“控他型”而不是“他控型”,往好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领袖型”,往坏的方面解释,可以说是“野心型”。可是现在,他已经不是“控他型”的问题,而是失控了。宋才略略明白,“马电”中所提“英明壮举”是何用意,宋说:

  “向方兄,‘马电’是否莽撞,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反而不利于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结果只能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

  韩突然收住话题,宋见说话机会,向韩力陈利害。最后说服韩,韩同意与宋联名,发出“漾电”,电文如下:

  “……慨自西安非常事变,举世惊痛无已……万不容在国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回与处经处常不一,似宜尽量采取沉毅与静耐,以求政治妥善通适之解决,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以后,宋哲元几次失策,甚至丢失北平城,蒋介石替他转圜,没拿他做“替罪羊”,据有些人解释,与在西安事变之时,宋支持蒋有关。也为韩复榘终被蒋所杀留下伏笔。

  作为宋哲元个人,其与韩复榘、石友三等翻三复四的人不同,与张学良这样少壮军人也不同,甚至与城府很深深通官场的其他将军和政客也不同。宋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较深。蒋、冯、阎大战后,在形式上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庞炳勋倒向蒋介石,而宋哲元心里已认为国家之君即蒋,可惜的是,蒋一直拿他做异己,也是蒋狭隘之处。

  话说回到“西安事变”。这里引用一段日本现代史家伊藤正德的说法:

  “……发生西安事件……结果使蒋委员长决心在民族战争的基础上,对于日本军部的侵略从事长期抗战……在这种情势之下,土肥原使‘华北五省独立计划’,不得不像童话一般宣告破灭。由于国民政府渐趋积极的态度,遂使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纷纷宣誓效忠中央。而冀察政权的内部,亲日派也在逐渐的遭受淘汰……”

  1936年在混乱纷纷的局势中过去,往事不堪回首,未来又怎能展望!人们心情沉重,余悸在心。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1937年的开始并不是狂飚突起,也不是纷乱纠葛。年初是一种罕见的平静。

  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曾对人说:

  “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以沉着、圆滑、老练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尔·E·格鲁写道:

  “这个运动我常常谈到,并视之为恰似海边的浪潮,坚信潮是在涨,而不是在落,重涨起来的侵略扩张运动的浪潮必定要比以前的潮水冲得更远……”

  日本政局自1936年“二二六兵变”以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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