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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为事实上之默认……；
（三）来自外蒙之赤化，为日满支三国之共同威胁……应依日方……之希望，作各种协力……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实又将中国放于附属国的地位。日本少壮军人对政界与南京亲善态度仍表示不信任态度，称之“水鸟外交”。
此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酒井等人的小报告之下回国述职，新任驻屯军司令官是多田峻少将，多田下车伊始，即发表了多田声明：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的管辖）；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等七条。
多田的意思明确清楚，即：华北脱离中国，经济政治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自治独立。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华北驻屯军。华北驻屯军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和作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政府与入侵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为了侨民安全，八国在华有驻兵权，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1250人，最少的是荷兰、意大利等国，50人，其他国家驻兵人数后来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或是减少。唯独日本，常以各种借口增兵。1935年前后，其人数大约增至2000人，分散在山海关、天津、杨村、丰台等地，以天津最多，约500人，司令部设在天津，所以也称天津驻屯军。
人数不多，但有大日本陆军做其后台，少壮军人个个都很跋扈。兵者凶器也，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
二十九军3个师进驻平津分驻在塘沽、天津、廊坊、丰台和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北苑等地。
外交部次长与日大使有吉明密谈中已经明确“将华北与中国问题分开”，实际已经默许华北可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宋哲元只要向日方一摇摆，恐怕即成现实。况且宋哲元一直与蒋、汪代表的中央存有芥蒂，如中央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等于逼宋上梁山。
7月17日，蒋介石密派军政部厅长中将熊斌到天津会晤宋哲元。熊与宋私谊不错，熊斌早年是留日学生，“塘沽协定”的首席代表。调整宋与日关系是最合适人选。
熊斌到天津见到宋以后，向宋宣布中央决定：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因赵登禹在长城抗战之后已获此殊荣，此次不再颁发。
宋哲元当着熊斌的面没有表示出任何喜悦和感激。宋熊心照不宣，明白“这不过是务虚”。熊又进一步宣布，中央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也不过是顺水推舟。此次来会宋哲元以私人传达上面旨意，并非正式宣布，不像负察省主席事，宋还不知早已见报，命令式的决定没有转弯余地。现在不过是试探宋的口气。如宋接受表示宋还想靠近中央。如其拒绝，很可能宋在日本人那里已经得到了更多的许诺。
宋慢慢悠悠地说起了在平津处境艰难。其中主要是兵力不足，装备太差，财政困难等。熊斌一一答应，说马上报告中央。熊的许诺倒很认真，果然不久，中央拨款50万元改善二十九军装备。后款项拨给各师，如何使用不了了之。
熊斌见有希望，进一步告诉宋哲元，委员长要在庐山见宋晤谈华北问题，要宋早做准备。
宋虽口头答应见委员长，可心里在嘀咕。宋与中央关系一直不好，而且在言谈话语中对蒋多有不敬，在报纸上都白纸黑字为证，弄不好此去不回，夺去军权岂不哀哉！宋不敢往，几经和部下商量，还是决定以“军务瞬息不能离身”为借口派秦德纯代行。
7月下旬秦德纯赶到庐山，蒋介石在牯岭美庐别墅以家宴形式用四菜一汤接待了秦德纯，没有责任秦德纯签订了“秦土协定”，反而把责任揽归中央，同时对二十九军支持华北危局大加慰勉。并且推心置腹地谈起国事家事天下事。下面引用一段介绍文字：
“……故蒋于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之后，即以全力谋求国外环境之安谧，此时期对日外交，政府特别忍耐，有时旦示小惠，防其窥破内情，先机突发，毁我全盘之计划……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彼等深知蒋无久屈服之可能，而惟一能使中国统一之人物，倘不及时予以打击，则统一中国之后，蒋之威望，将不可制。1935年，苏联远东军备实力，已超日本以上，关东军必须亟于此际，宰制华北，以中国五省之资源，充当日本对苏联作战之供应，……其必于其年加紧侵略华北者以此……”
蒋在最后对秦秘密指示：“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此次蒋接见秦德纯，尤其是推诚相见的谈话，对秦造成深刻影响，如秦德纯这样一个杂牌军的将领死心追随蒋直至退守台湾，这次谈话起了重要作用。
谈话之后，8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已经成为冀察平津名正言顺的主要负责人。
日本军方所以能容纳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留驻华北，是认为宋哲元原系西北军将领，属于反蒋派人物，将来可以利用宋、蒋矛盾组织傀儡政权。可是眼睁睁看着宋哲元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此时，宋哲元正遇着两个强硬的对手，一个是以关东军代表自居的沈阳特务机关长兼天津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少将，另一个，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少将。此二人被日本人称为少壮军人“四杰”中的二杰，将两个精英放到华北，也可见日本军部对华北的重视。此时，土肥原、多田骏正把“华北自治运动”掀向高潮。
日本何以必须在1935年推行华北自治运动，又为何使用“自治”这名词，则亦有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国际交恶。1933年日本决定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又退出国防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国防地位更加孤立，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国际围堵。围堵国家主要是英美与苏联。从中国的实力看，中国不足参与围堵，日本也从未视中国为围堵对象。
日本国防自明治大帝以来，有一最高原则，即不与两国以上敌人同时作战。1934——1935年间日本与英国关系日渐恶劣。美国不断制造军舰，扩大海军实力，日本自忖，难与为敌。而苏联远东陆军也部署完成，海兰沧、赤塔的空军，海参崴的潜艇，皆于日本极大威胁。1935年1月喀尔喀庙事件发生，苏联态度日渐强硬，东京参谋本部估计日苏战争终将不免，若不先将华北纳入日本操纵范围，一旦日苏事起，中国助苏抗日，日本将受夹击之害，而若华北成为日本控制范围，华北即成日本资源供应之地。就当时实力而论，侵夺华北，关东军并非实力不足，而关东军南越长城，必然造成与中国正面交锋局面。而华北五省当局皆有与中央敌对历史，分化种子既已潜植，诱胁手段正可运用。分离华北运动也可使南京政府陷入迎拒两难之绝境，还将为国民所唾弃，拒将受关东军并吞。华北自治方案可坐享倒蒋乱华之局，以解除对苏作战后顾之忧。
此方案发自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之手，南次郎又屡次在大连召集关东军幕僚密商，然后报东京参谋本部和经过斋藤、冈田两届内阁讨论决议。
在另一面，也就是中国方面，1935年3月中央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管制金融施行新币，通俗地说，就是把全国的银元兑换成纸钞法币。将白银运交上海国家银库，以法币代替银元在市面流通。金融权力集中之后，将使地方政府永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中国统一之业，即将自此迈进，日本多年梦寐以求分裂中国的策略即将由此破碎。再者，只有此法才能使中国成为战时金融体制。这就是通过增加钞票发行数量，中央政府可以集中战争使用的资金。
此举使日本上下震惊，驻华日人怨恨愤怒。一旦中国币制改革成功，将使日本经营华北的目的成为泡影，日本方面不能不产生恐慌和加速华北自治进程。执行自治运动之人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兼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前面多次提到，在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