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苦不能贯通。然今依教法，乃得文字上之一贯，悟佛说方便之法门。一贯之说无他，事义之分别而已。大小空有所依之皆同” 他要继承与发扬的，是整个印度佛学，或者说是正统佛学的传统，而不是一宗一派。
佛境与菩萨行，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成一体，不可偏废。中国传统佛教的弊病，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考查：最常见的是倒因为果，如上文所说，以究竟的佛境代替修行的手段。没有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菩萨行，佛境最终是空中楼阁，“高谈一乘者，凭虚凌驾，娱乐干城”——禅宗每每有此流弊。与禅宗同样流行的还有净土，以及民国以来在中原地区风行的密宗，它们与禅宗的倾向相反。净土宗的修行方法简易：念一句佛号以至一心不乱。但念佛的直接目的不是成佛，而是此生之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修行。虽然经典中说这样能缩短成佛的过程，但很多信徒念佛更多的是关心自己死后的快乐。密宗修行方法众多且不易，虽然也标榜肉身成佛，但同时还有很多“实用”的法门，能实现人们的世俗欲望，无论是想祛病长寿以至升官发财都能满足。二者繁简难易不同，但都容易使人沉溺与世俗，迷失最终的目的。失去了佛境的指引，必然是“破碎支离，磨砖作镜”，沦入外道而不自觉。
不仅如此，“佛境菩萨行”还有更深的一层涵义。菩萨行指向佛境，反之，指向佛境的就是菩萨行，如此则菩萨行不仅限于佛教中的各种法门。本来佛教创始之初就吸收了一些外道的内容，例如轮回；而且世俗和外道的某些行为与佛教也很相似，如施舍、忍辱等等。所以佛法与外道的区别不在具体的枝节问题或外在的行为，关键在于目的和方向，即是“佛境”。只要是朝向佛境，外道的法门也可以拿来。《佛法非宗教非哲学》里对宗教、哲学采取竞争的态度，一一予以破斥；到这时候，变成了兼容并包，为我所用，正如大乘佛法，不是将小乘排斥出去，而是含摄在自身之内。比较起来，这实在是一种超越。实际上，欧阳先生已经把儒学作为“菩萨分学”纳入了佛学体系 。从一方面看，任何学问都可以纳入佛教，如海纳百川，确实是空前的气魄。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为佛法顺应时代铺平了道路。佛学理论根本上是一种方便，为了引导众生成佛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古时候让人深信不疑的“怪力乱神”在现代人看来只是寓言传说，甚至是吹牛（范文澜）。如此一来，佛学“方便”的特性凸显出来，而引发信仰的作用逐渐下降，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可以说，用现代人的观念改造佛学是一条铺满荆棘的路，但也是佛教唯一的出路。欧阳先生是最早走这条路的人之一。
以上是欧阳先生关于佛法的思想，除此之外，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僧侣的重新定位。
佛、法、僧是佛教的“三宝”。其中法是核心，而释迦涅盘之后，僧宝就成了传授佛法的主体。所谓“僧宝”，是指对佛法有深入的体认，并以之教化众生，传续正法者。而传统上，僧宝专指出家的僧侣。作为佛法的代言人，僧宝也就具有了佛法的神圣性质，因而僧侣（现在和未来的僧宝），理应享受特权和人们的尊崇，即使违犯戒律，也只能在僧团内部处理，外人无权过问。但是尊崇和特权必然滋生腐化堕落。事实上，每次佛教的兴盛，都继之以僧团素质下降，风纪败坏。这又会引起佛法素质的下降和社会对佛法的反感。可以说历史上的“法难”都与此有一定关系。清末以来，寺院遍布天下，佛法却奄奄欲息，这与当时僧侣素质低下风气败坏有直接关系。当时致力于振兴佛教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无非是整顿僧团，提高僧众素质。其中太虚法师的主张最有代表性，他提出“僧教”“僧制”“僧产”，三大革命；而以“僧制革命”为根本，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杜绝僧团素质的下降。
欧阳先生对僧团的素质低下也有认识，“今也不然，师不必贤，弟不必学，唯衣食住以续以嗣，养父假子云礽百世。大厦已倾，言亦曷济，悠悠苍天，奈之何哉！”。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僧众的特殊地位，换言之，是出家的僧众与在家居士的不平等：
就居士品边合并而观，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 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但应奉事唯谨，一如奴仆之事主人，压迫不平等，乃至波及慧命。而为居士者，谦退又退，无所容于天地。嗟乎悲哉！形情若此，遑冀清超特达，行毗卢顶，干大丈夫不可思议、不可一世作佛大事！
就比丘品边合并而观，不广就学，不拜善知识，不与人同群，间有参访，如不得已，忍而获求，行将速去，外顺同行，中怀慢志。嗟乎诶哉！买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盗市也。佛法封于一隅，一隅又复自愚，颛慢日炽，知识日微，又乌能续法王事，作诸功德，尽未来际！迫不得已，发沉痛语，应亟醒迷，翻然易趣，不应生误，谓虐谓鄙。
因而，他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消解僧团的特权。首先，“团体创制之为方便也”，僧侣传承佛法根本上只是“方便”。“而于娑婆此土观众生根器下劣，无堪任能，于是大行方便，于此娑婆国土，唯以声闻为僧。以是佛法住持，乃住持于声闻也。” 正法与僧侣的结合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所以从本质上说，在正法面前，僧侣与白衣是平等的，并没有特权。在《释师》中，他引经论证明传统所谓的居士“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全是谬见。所以，在佛法上，僧众和居士是完全平等的。因而，居士也可以评论僧制，这本身也正体现了缁素的平等。从这个根本观点出发，欧阳先生提出了改革僧制的主张。
缁素平等，僧人也就无权过问与管理世俗社会。在《辨方便与僧制》中，他明确反对僧人参预社会政治，还批评了历史上僧人和政府的结合：“出家者不应参预世事，又不应为名利亲近国王宰官”，“出家者不应服官，不应与考”。罗什、玄奘都在批评之列。僧人真正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份：“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被袈裟，住兰若，不婚宦，不与俗事而住持也，如是谓之比丘。”，“各以其类，不可混淆，淆则非驴非马，不可显类。故比丘变相，以无其类而佛教以亡”。僧众应该考核其佛法水平，如果不合格，就应该还俗。“其余游民，则俾复公民之位，因以作其真正公民之事”以减轻国家的负担。
这一思想无疑是一个创造，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会受到传统势力的排挤和压制。《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内学院章程中的“非养成出家自利为宗旨”受到太虚的质疑，虽然内学院作了解释，仍未能消除他的不满。太虚法师的不满，大概正是因为在其中看出了居士对僧团的干预。后来双方关于《起信》、《楞严》的真伪之争，也隐含着这个层面的争论：历代信奉它们的祖师是不是错了？他们有没有资格传授佛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僧团的特殊地位就不复存在，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重建僧团、重振佛教的努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欧阳先生消除了僧团在佛法方面的特权，也就是打破了传统上“法——僧”一体的结构，将两者分开。是否代表正法，绝非取决于出家受戒等外在形式，而是内在的佛法素养。传授佛法不是出了家就能得到的“铁饭碗”，而是佛法“竞争”获得的锦标。保持传法者的素质也就保证了佛法的纯粹和活力。这也可算是更为根本的“僧制改革”。
而且这种“打破”在当时也有其必然性。随着科学精神的盛行，佛教被当作迷信而遭到摈弃。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和发展佛教，必须强调、发扬佛法中本来具有的理性精神。理性是没有专利的，在它面前没有“先天”的权威，任何人都不能从佛法那里获得超越理性的特权。从这个角度说，僧侣地位的下降是必然的趋势，而对这个趋势，欧阳先生采取了他一贯的顺应和引领的态度。
不过，也应该看到，打破了传统的“法——僧”结合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佛法根本上是出世的，它最终的方向指向世界之上（外），所以在它之中应该留出一片人的理性所不能理解与把握的领域，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