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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多年的考证，曹禺写作《日出》一剧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缘，就是发生在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乃至远在上海的张舜琴之间的一场三角四角的婚恋纠葛。罗隆基一九三一年到天津《益世报》任主笔和南开大学讲师期间，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王右家发生了一场颇为轰动的婚外恋，而时任女中教师的章靳以，又一直是王右家的追求者。曹禺与靳以是老同学，与王右家又是世交，出于替天行道、神道设教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动机与浪漫情怀，便在《日出》中虚拟出了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宗教化人物金八，让他威逼陈白露连同小东西自杀殉道，同时又威逼潘月亭连同靠着潘月亭的银行谋生过活的不足者的黄省三、李石清和有余者的顾八奶奶、胡四、李乔治走上绝路，却单单让俨然是既不属于有余者又不属于不足者的方达生，颇为便宜、颇为廉价地幸免于这场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劫难与宗教罚罪。
拓开了说，读一读笔者的河南籍老乡李佩甫所写的《羊的门》，曹禺对于金八的虚拟又并非纯粹的虚构与假想，而是以中国人种的人本身根深蒂固的一种现实性与劣根性为人性依据的，这种往往要奉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呼伯之类的恶人为天神救星的人本身的现实性与劣根性，便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宗教神圣化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心态。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们，大都在借着《日出》，并迎合着当时奉所谓的现实主义为绝对正统的宗教化的文坛时尚，讲说着各自的一套话语。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并被曹禺本人承认为“倒降顶点”的《日出》，到了他们笔下，却又被“倒降顶点”地轮回颠倒过来，摇身一变成就了一桩号称是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这其中就有巴金的《雄壮的景象》一文。被曹禺许之以“最好的友人”的巴金，对于曹禺剧作的那份“兄弟般的偏爱”，总隔着一层抹不去也看不透的泪花，却永远不具备鲁迅那份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推背图”式的智慧之光：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没有一个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不过《雷雨》却也有它的一些缺点。譬如作者所强调的‘命运的残酷’，我觉得就表现得不够。在我看来，造成那悲剧的并不是‘命运’，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己。这缺陷即由《日出》来弥补了。《日出》就不是命运的悲剧。这只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确，这是生活，不像《雷雨》，它触到了我们这社会的各方面。它所表现的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单单暴露这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够的，它还隐约地指示了一个光明的希望。一方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但另一方面还有严肃的工作。”
与巴金的说辞相印，同样被曹禺许为“最好的友人”又是方达生的生活原型的靳以，对于《日出》更有不分好歹的神圣认同：“我该说我最爱方达生那个傻子（白露是这样叫他的）。他永远有着他自己的理想，他永远拯救别人。他看不惯这个社会，这个又偷又抢的社会，他也不能与这个社会相和。所以别人要说他是刺儿头，就是白露也觉得他这个人别扭，简直没有办法。他记着从前，想着未来，可是厌恶着现在。他不曾失败，别人是死的死，散的散，他可是迎着阳光昂首走出去。”
有道是，谎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说的多了，也会变成为真理。神话大抵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至少原本是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童话神话式的宗教化文本的《日出》，被名不副实地奉之为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的“神话”之“神话”，就是这样给制造出来的。
鉴于诸多批评家以现实主义的硬道理、好名目，对于《日出》一剧众口一辞却又名不副实的定性评说，连身为剧作者的曹禺本人也身不由己、自相矛盾地一口咬定，以既“损不足”又“损有余”的一网打尽、天诛地灭的宗教罚罪、宗教劫变为标的、为结穴的《日出》，是一部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为“现实”、为“社会”、为“基本观念”、为“结构的统一”、为拟人化（拟神化）的“主要的角色”的现实文本；并颇为当真地与对《日出》的现实性提出异议的李蕤、荒煤等人争执了一番：“李蕤先生责我对《日出》的人物都有些‘过分的护短，即便是鞭打，无意中也是重起轻落。纵放他们躲入无罪中去’。我赞美他的深刻和锐利。……荒煤先生说我只‘突击了现象’而忘了应该突击‘现实’，所以印象模糊，读完之后还有些茫然。透过‘现象’来读‘现实’，本来是很难的事，不过我不十分明白所指‘现实’究竟怎么讲？依我的揣测，那‘现实’也许可以用‘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点出，因为这戏里一切现象都归根于这句话里。”
个人恩怨与文化根性
做为这次集体批评的最为直接的一种结果，曹禺的《日出》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获得了天津《大公报》所颁发了文艺奖。这次获奖，更进一步也更为正式地奠定了《日出》一剧被“倒降顶点”地捆绑在现实主义神坛之上的神圣地位。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场出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并收到了“制造神话”的理想效果的集体批评，萧乾与曹禺之间平空多了一层施惠者与受惠者的私人关系。
到了若干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这种原本无可指摘的人际关系，却成了一心要求进步与革命的曹禺，急于划清界限、解脱自己的一块心病、一个负担。在题为《斥洋奴政客萧乾》的一篇奇文中，曹禺一上来就摆出了你死我活的大架式，以极巧妙的一个比喻透出了他的杀机：“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原来是一条泥鳅。”接着，他便翻出对方的老账：“我们都知道他的过去，他在《大公报》和《新路》上所写的那些反共、反苏的文章，我们还没有忘记。”最为不堪的是，以发人隐私的方式来出卖朋友，竟然成了曹禺置对方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继《日出》中的方达生之后，曹禺笔下甚至还出现了通过孙悟空式的先大闹天宫，而后继之以替天行道，从而最终成贤成圣、修成正果，以至于被人山呼万岁千岁的牌坊式人物丁大夫和王昭君。他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古已有之并在自己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戏剧作品中一再轮回、一再兑现的大报应、大轮回、大清冼、大罚罪、大劫变、大革命的天诛地灭、一网打尽的宗教式宿命，有一天会轮回兑现在自己的头上。他更不会想到，随着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的到来，一场由全国人民踊跃参与的登峰造极的政治“神话剧”，一夜之间便铺天盖地兑现在了神州大地遍地红的大江南北。钢浇铁铸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依然不过是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和革命史。如果曹禺戏剧中真有什么现实和真实的话，也无非是活现出了这种一个轮回接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外加革人性命的造神史和革命史，与被黑格尔概括为“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西方戏剧的现实或真实，压根儿就接不了轨、沾不上边。在曹禺自己也成了牛鬼蛇神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们，则成了鲁大海式、金八式、方达生式、丁大夫式、梁公仰式、“北京人”式、阴兆时式、王昭君式的替天行道、修成正果的卫道英雄；至高无上的惟一正神的神圣思想，也成了红卫兵“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天条。有意思的是，昏了头制造神话的人们，一边高唱着“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一边却在自打嘴巴地吆喝着“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好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轮回套着另一个轮回的制造神话加革人性命的神圣事体，也总有趋于宽松与缓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