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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元旦来临之际，作为曹禺的一位朋友，萧乾在其主持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集体批评”。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三期上，刊发的文章有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李广田的《我更爱〈雷雨〉》、杨刚的《现实的侦探》、陈蓝的《戏剧的进展》、李影心的《多方面的穿插》和王朔的《活现的廿世纪图》。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也即元旦吉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二百七十六期上，又更为郑重地刊发了茅盾的《渴望早早排演》、孟实（即朱光潜）的《舍不得分手》、圣陶的《成功的群象》、沈从文的《伟大的收获》、巴金的《雄壮的景象》、靳以的《更亲切一些》、黎烈文的《大胆的手法》、荒煤的《还有些茫然》、李蕤的《从〈雷雨〉到〈日出〉》。时隔一个多月后的二月十八日，作为对前两个整版的“集体批评”的答复与回应，《大公报》“文艺”副刊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题为《我怎样写〈日出〉》的长文；也就是早在三个月前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就被收入《日出》单行本的《日出·跋》。
对于在文坛上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一位新人的一部新作，能够及时地展开如此规模的“集体批评”，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不失为一例空前之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曹禺在《日出·跋》中写道：“最近，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而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加以集体的批评，于是我更加慌张，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炼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然而也好，心里倒是欣欣然的，因为，能得到前辈做先生，指点着，评骘着，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
被曹禺在《日出·跋》中称之为“一位好心的编辑”的萧乾，四十年后在题为《鱼饵·论坛·阵地》的文章中，对这一次的“集体批评”做了如此交待：“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我长时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专业书评家来评论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于深入了解，但应不应该也让读者发表一下意见？要不要请文艺界同行来议论它一下？我用三个整版做了一次试验，头两次是‘集体批评’，也即是请文艺界新老作家对它各抒己见，最后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讨论是热烈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
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被萧乾称之为“超捧场超攻讦”的这次集体批评，是颇有些刻意策划、精心导演的双簧戏之嫌疑的。所谓的“超捧场”，落到实处的，则是实在没有脱尽“捧场”的味道和气息的“制造神话”的“超级捧场”。
一九三六年，是《大公报》改版十周年，作为纪念，报社专门策划设立了“文艺和科学奖金”。继自己的恩师沈从文之后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还于这一年的春天来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无形中起到了勾通上海与京津文艺家的作用。由萧乾一手操办的这场围绕《日出》的集体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大公报》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大造声势、大事宣传的一幕重头戏。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批评家，大凡是经常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连同《文季月刊》撰稿的京派同人或准同人，几乎代表着当时文学界的方方面面，而且几乎全部是《文季月刊》上的《日出》“未定稿”的读者，有些人甚至于读到了曹禺还未完成也未发表的《原野》一剧。谈到《日出》中的旅馆茶房时，一律称之为阿根而不称王福升就是一个明证。十二月二十七日，美籍教授谢迪克的《一个异邦人的意见》在《大公报》发表时，萧乾专门为它写了一则“编者按”，在介绍谢迪克是一位曾经“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看得那样仔细，说得又头头是道”的中国通的同时，附带介绍了谢迪克所透露的关于曹禺第三部戏的信息：“最近，在他给我的信中，（写完这评论后）提及《日出》，他说：‘在社会资料的丰富和露露这个人物的创造上，作者显然比《雷雨》中进步多了，但在结构上则不如他第三出戏能包容《雷雨》和《日出》的共同优点，我确信我们将有一部伟作可读了’。”
正是由于萧乾和参与这次集体批评的各撰稿人之间的同人、准同人关系，保证了每个撰稿人能够及时地读到由靳以和巴金主编的《文季月刊》，并及时地把各自的稿件交到作为编辑者的萧乾手中。《日出》于九月份在《文季月刊》连载完毕，十一月份便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空档。在这两个月里，萧乾不仅成功地组织到了稿件，还及时把稿件转交给曹禺，好让他参照着这些批评意见写作《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先作为《日出·跋》收入十一月份出版的《日出》单行本，之后才由萧乾安排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其用心良苦、煞费苦心，由此即可见出一斑。
《日出》的现实性与宗教化
究其实质，《日出》一剧应该说是与《雷雨》颇为一致并与“戏不够，神来凑”的中国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的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化文本；或者说是制造或推演出了号称是“天之道”的阳光天堂般的“满天大红”的“日出”，外加“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宗教罚罪的“童话神话剧”。与后来由革命圣地唱遍神州大地大江南北的《红方红》、《白毛女》，以及再后来的革命样板戏，也算得上是一脉相承。而且连这“神话剧”的称谓也不完全是笔者的杜撰，据万方《我的爸爸曹禺》一文介绍，曹禺本人到了晚年，还把由巴金小说改编而来的《家》，称之为“神话剧”。
比之于《家》，曹禺早期的《雷雨》《日出》《原野》三部大剧中根源于“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神话味、宗教味，显然要浓烈得多也复杂得多。《日出》中并不出场露面的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有余者金八，就是一个在人间地狱式的不合理、非正义的既存社会中，把持着既“损有余”又“损不足”，更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替天行道、革人性命的神圣法权，自己却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半人半神的宗教化角色。他不仅与《雷雨》中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格化的宗教神祗的“雷雨（雷公）”和在《原野》中的“黑林子”里现身显形的“黑脸的阎罗（地藏王）”是一路货色，与传统戏曲传奇、话本小说中走阴走阳的魏征、包拯们之间，除了有正派与反派、清官与奸臣之分外，在其文化底蕴和宗教底蕴上，也实在是相差无几。剧中另一个凌驾于包括绝对有余者金八在内的所有有余者与不足者之上的理想化的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更是一个以救世主自命，却比既是“阎王”又是“活财神”的金八还要恶劣的天使神汉般的角色。他虽然摆出救苦救难的高姿态、大架式到处招摇，却非但没有能够拯救初恋情人陈白露和被他认作“小妹妹”的小东西，反倒以两个女性人物对于“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神道的献祭牺牲为代价、为资本、为铺路石和垫脚石，自己一个人一毛不拔便走上了通往由“满天大红”的“日出”和劳作歌唱的工人阶级所标识、所象征的，并号称是“天之道”的天堂之路。最为不堪的是，明明是自己一个人要去成贤成圣、修成正果，还偏偏要对已经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奉献在“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祭坛之上的陈白露，再追加一道耍把戏、变戏法的紧箍咒：“你太聪明，你不肯做我这样的傻事”；这就难免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男权强权霸权乃至于极权神权的味道了。
据笔者多年的考证，曹禺写作《日出》一剧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缘，就是发生在章靳以、王右家、罗隆基乃至远在上海的张舜琴之间的一场三角四角的婚恋纠葛。罗隆基一九三一年到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