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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可是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压力才使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这几个问号，就成了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笔者按：岳父母逼死女婿，青年虽死，但有罪在身。）
赵一九九七年版：
这个岳母极有心机，她的一位老同事，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她两个绰号，一个叫做“笑面虎”，一个叫做“老妖婆”，这两个富有个性的绰号，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以当时的情境看，她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所以虽然她已经高龄五十，说起话来，仍然是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因为攀附上了这个造反派二把手，她的气焰也日渐高涨，但是她对这位给了她底气的女婿，仍然是从骨子里看不起的。
（笔者按：只因杨的女婿是平民，杨家才瞧不起，以致逼死他。）
另外，赵一九九七年版中以“笑面虎”指称杨者多达十二处，而钱家女婿则被称为“这个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按：“刁德一”乃革命样板戏中一著名反派角色。）
结论：
1。赵文中充斥着“老妖婆”、“笑面虎”、“刁德一”、“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等污辱性语言，好像已构成对杨的人身攻击；
2。对于钱的女婿王德一的死，赵濮夫妇一致认为是钱家逼迫而致好像也能构成诬陷罪；
3。赵文称“笑面虎”一向都是出了名的说谎能手，“打小报告”也是她的拿手好戏。希望赵予以例证，否则按法律，也能构成诬陷罪；
4。赵的三个版本中所叙述的“钱手中的大棒”依次为：出来时就举着（肯定式）——双手举着（不肯定式）——双手举起（说明大棒是在现场找的）；
（5）赵的三个版本对杨的称呼依次为：老妖婆、笑面虎——咬人者——她。
显而易见，赵在每个版本中都在修改她的“诉状”，使之更趋于合理。
（6）诊断书的真伪：
无论是濮版还是赵版，都提到被打以后立即去看病的情节：
濮一九九七年版：
我赶往医院去治疗，一位善良的女大夫细心地用膏药给我敷上，很心疼地嘟嚷着，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打人？
（笔者按：是濮自己去的医院。）
赵一九九七年版：
我们忙去医院看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书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手里。
赵一九九九年版：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继续行凶。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赵二○○○年版：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立即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药包扎之后，她主动地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备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结论：据以上所引濮赵的文字，我们至少可以断定：
1。濮说是他自己去的医院。
2。赵的三个版本都说是俩人同时去的医院，并且是医生主动给开的诊断证明，为的是“防止打人者继续行凶”。
3。依赵文所述，当时赵的手指被杨咬得“鲜血迸流”（赵2000年版），去治疗时赵的手指也“正在流血”，但是，在赵文的三个版本中却没有见到医生给赵敷药包扎的情节，我们只能猜测：要么这个女医生重男轻女，要么赵的手指没有流血，要么这个女医生不善良，要么就不是立刻去的医院。笔者认为是事后去的医院更合理，因为：1。据濮赵二人的文本，这个女医生不仅善良，而且有预防性，也懂法律，知道用这个诊断书可以防止再犯罪；2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给赵流血的手指包扎一下的，而事实上没有。这说明：赵的手指没有流血，因为，事后濮赵去看医生时，濮的伤不会立刻消失，而赵的手指却不会总在流血，除非再被咬一口。那么这个作为重要证据的诊断书的真伪性就值得推敲了。
（7）林非被打事实真相：
根据当事人的五份“诉状”，可以认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暂用杨语）
濮家在一九六九年被派住钱家。进住后，共同生活不久，两家的男主人一同下河南干校劳动，进住方的女主人也下放劳动。在此期间，钱女婿自杀。赵家保姆和儿子与杨和女儿仍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单元里），濮赵曾一同请假回京探过亲（笔者按：这是一大关节，即赵家及赵家辩护者言当事人不在北京及杨文称濮赵二人窃笑“五一六”的关节所在，濮赵曾同时回京探亲是事实，至于有无窃笑之事，存疑。）一九七二年三月至七月，双方都回京，仍住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杨家请洗衣工，赵家要先洗，杨家不同意，便打将起来，濮被打了一棒子，杨家弃家出走。濮赵此后便独自使用这四室一厅的房子。
如果读者对两家打架的事实还有什么疑问的话，笔者手头有这五种文本的复印件，如需要，笔者免费奉送，如果濮赵忘记了自己的文本的话，笔者亦可寄去，备为参考。另外，无论是杨文还是赵文都提到了一些人，除了已去世的钱钟书、钱瑗、王德一、濮母等人，想必其他人还都健在，也算是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这些人是：
1。濮赵两位都提到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据了解，这位文学批评家对此事的说法是：“鹊巢鸠占”）；
2。濮赵两人都提到的“十户”同时搬家后来都有成就的诸位专家、学者；
3。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
4。居委会主任刘大妈；
5。当时文学所副主任唐棣华；
6。不停地向赵家传递各种信息的“红学大师夫人”。
7。为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
（8）赵版违反逻辑的一些问题：
1。赵二○○○年版说：“我们当时是低薪制，买不起儿童摇篮，我们的儿子从未睡过摇篮又怎么能由她丈夫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呢？”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上讲，买不起不一定就是没有。
2。赵二○○○年版：此（杨家女婿，笔者注）人我只见过一面，看见的还是侧面，正在用抹布为他岳母充当家务小工，他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一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和我们作过任何“交涉”。以前没有说过话，不等于以后发生事件不去“交涉”，说话和交涉是两个概念。
濮家四个版本都存在着许多这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再详录，有兴趣者可自去拜读。
（9）究竟是谁要抓住这件事不放，是谁先发的难？
从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仍在念念不忘，意气还难平的不是杨，而是濮和赵。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二、为什么发难？
笔者在发现这个事实后，实在是想不清楚，不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濮家都不在理，按常理，过错一方一般都愿意息事宁人，然而濮赵却不是这样，夫妻双双同时在一九九七年将这件事公开化，只是由于钱杨未予反驳，孤掌难鸣，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响。至于濮赵为什么同时出手呢，只能依据濮赵的文本进行推测了，如果有错误，望当事人及其他方家不吝赐教：
（1）一九九七年，钱生病住院，已是口不能言，杨已八十有六，加以唯一的女儿重病缠身，钱家在此时可谓处境艰难，自顾不暇，这样做为当事人的一方，濮赵尽可以自说话话。赵语涉此事更是毫无顾忌；笔者说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濮家保存了二十多年的诊断书，完全可以在这之前或更早拿出来，干嘛要等到一九九七年？
（2）濮家并不认为在此事上自己有什么错误。首先，房子是公家分的；其次是你打了我，自己走的；第三，当时搬家的也不是我一家，而且，这些同时搬家的人以后也有“大名鼎鼎”的，说明，搬家的并不都是“坏人”；第四、是你钱家仗势欺人，难以相处，因为我们也曾与三户同住在一起，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等等。所以一直等到一九九七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