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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球是人间，没有一起人间事物完美，汉语汉字是我们祖先在维持个体生存、争取群体绵延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是人而不是神的作品，当然会有缺陷，但是就其凝聚了人口多达十多亿的一个“少数民族”并成为五千年不死文明的创造媒介和载体而论，世界上还有几种语言能和这种“方言”相与比肩。
《险境和诡谬》还有这样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在汉语世界不能产生像《圣经》这样的辉煌性神话？”其实：英语世界也不曾产生过《圣经》，《旧约》及《新约》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人用二十六个字母由左向右写成的，而是希伯来人用长方形的二十二个字母由右向左书写，另一部分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险境和诡谬》还抱怨汉语“太缺乏一些必要的元音”，却没有料到写出了《圣经》的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竟都是辅音。美妙如英语的元音如果把y也算上也不过六个，汉语该有几个？而每个汉字都已经有一个。说英语“形少音多”，错了，英语是有多少词就有多少形！说“英语形音统一”，也错了，为什么，想想看吧！
知否知否，二战前的国际法律文书多用法文撰写，有理由么？英语，不如法语严谨！英语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岂止是单纯的语言现象！
我总算体会到汉语汉字的险境之一是有些汉语汉字奶水奶大的汉人在自我奴化！
文中引了好几个洋人所说而被信以为真的洋话，请允许我引一个汉人说过未必是真理却由于源自数十年的科研实践和海内外的观察与体验而有点份量的汉语：
“中国近代科技落后，除了一些公认的原因……还有一些怪论如汉民族‘种族退化论’、‘取消汉字汉语论’，则反映了在西方科技面前的自卑心理。”（《中国科技报》97。7。1。）
说这句话的汉人叫杨振宁。
齐人物论 （续四·百年新文学余话）
？ 庄 周
百年新文学，留下了太多值得论说的话题。尤其当代文学的现状令人过于失望，更需前追病灶，探讨功过；后溯究竟，展望未来。本系列短札已对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三类创作予以点评，若就此收手，恐贻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故补以余话。但为了保持体例，仍然片言择要，不做长篇大论。
载道与言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谓三不朽。立言无关功德，明矣。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坐的就是三等车厢。故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朽有三，立言为小。然而文人不甘心叨陪末座，于是乎要“文以载道”，以代替立德；要“口诛笔伐”，以代替立功。因此中国文人是最讲道德的——是否最有道德，则不可知。以立言代立德，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差一点要“乘桴浮于海”，去海外移民。以立言代立功，也从孔子就开始尝试了，可惜乱臣贼子无所畏惧，周游列国的孔子只好惶惶如丧家犬地无功而返。于是和弟子们各言其志，希望“浴乎沂（洗洗桑拿），风乎舞雩（逛逛夜总会），咏而归（唱唱卡拉OK）”，想做陶渊明式的羲皇上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也分别经历了世纪初的以立言代立德、世纪中的以立言代立功，最终沦落为世纪末的各言其志——一地鸡毛。
命定的沮丧
世纪初的新文学创世者，实际上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尊新神的崇敬，对孔孟两位旧圣的弃绝，对“普罗大众”、“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壮士断腕般地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他们甚至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替代文言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这造成了白话文的先天性难堪。它成了一个注定的弃婴，一种过渡时期的代用品。欲检讨中国世纪文学的功过成败，这一点语言上的先天不足，是应该被铭记在心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使用着的是一种粗陋的语言，它远未达到文言文曾经具有的高度，它对“西化”的态度至今都显得暧昧。凭这样的语言从事文学，怎么看也有点先天营养不良，怎么写也难臻高境——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命定的沮丧。
庶民的失败
中国传统文学的阴影不是那么容易抹去的，我指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怪力乱神的阴影。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然而哪一位博学之士能告诉我们，一个汉代妇女是如何在家磨豆腐的？或一名“归来头白”的兵士是如何度过戍边生涯的？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庶民从来不曾获得胜利，他们若不是生得奇形怪状如武大郎，或有着“巧遇洞庭红”的浪漫艳遇，或具有“日必五度”的床上奇癖，便注定得不到文学上的忠诚描述。“庶民的失败”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历史现象。也许，误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竟算得上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富于审美气质的凡人。这一传统是强大的，它在本世纪虽得到一定的扭转，但与域外文学发展相较，仍显得远远不够。令人意外的是，越到当代，这一“不够”也越为明显，几至失控。
百年“树人”的鲁迅
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献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奠定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
世纪下滑线
如果鲁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声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倘若沈从文走上这座举世瞩目的领奖台，国人当然不会受之有愧；假如曹禺获此殊荣，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时光忽忽到了二十世纪终点，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不再有人配得到那座价值可疑的硕大金杯了。是的，它价值可疑，且有着将本世纪最伟大作家一一排除在外的古怪癖性（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使我无法对它诚实地肃然起敬。但即使如此，中国当代作家仍然没有人配得到它，因而也就没资格模仿萨特的口吻对它表示不屑，当我们想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族里毕竟还供奉着托马斯·曼、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等巨人的时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
诺贝尔情结
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择其大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瑞典人对我们充满斯堪迪纳维亚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把这项荣誉颁给黄皮肤的中国人，因而才会有所谓“欺负巴金不懂英语，故意把人家小说翻译得不能卒读”（钱锺书语）之说；另一种正相反，即所谓瑞典皇家文学院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完全是虚构不实之论，瑞典人打从设立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天起，就努力着想把大奖颁给我们，以表达他们对神秘东方的敬爱之情，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加又事不凑巧地丧失了一些机会（鲁迅去世太早，曹雪芹写作的时候军火大王诺贝尔还没有出生）。严格地说，“两种可能”都不具备多少理论价值，但津津乐道于前者，不会对我们文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坦然接受后者（即使明知未尽属实）却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加强反省，有所长进。
关于征圣传统
有哪个大作家会惟恐读者以为他没学问而不断引证名人名言呢？比较一下中外作家作品，立刻可以发现一个非常直观的巨大差别：大部分中国作家的文本里都充斥着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