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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由右向左的《圣经》原本和由右左向右的译本之间是否存在着方向性的分歧？
既然“希伯来文化传统之所以对世人始终存在着某种诱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来自于高性能（？）的拼字法给予古希伯来人的那种相对于其他民族的语言优势。”那么，是修改“向左是倒退”的说法还是修改希伯来文向左书写的习惯？
二三 理性与字母
《险境和诡谬》用作汉语参照的唯一外国语是英语，想当然是作者所熟悉的。但是读到“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却不能不问：与名词“理性”对应的英语当为reason；却为什么要用源于ratio的形容词rational的名词rationality来表达“理性”。再以这样的“理性”为论据，推导出：“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显然，只是为了借重拉丁语ratio的英语释义之一“比例”。
但是所谓“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竟完全是个骗人的笑话，因为在我的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Latino－Sinicum；商务版）上，ratio释义15条，就没有一条是“比例”。
二四 变简易繁
《险境和诡谬》批评象形汉字太复杂，列举了甲骨文的“虎”字以为证明。那是因为在远古世界上濒危的不是虎而是人。有关虎的信息必需传达准确。如果威胁人的只有虎而别无其他，自然用个简单符号就够了，不幸猛兽太多，为了不至混淆就不得不复杂一些了。但是文中列举“虎”之把图形式符号变为线条符号；“圍”之省去重复部分；“麥”之省去不重要部分和“鬱”之以同音的“郁”代替；“飛”之保留部分而成“飞”；“學”之部分简化而为“学”，都不足以证明“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
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从来都不是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原则”。汉字草创之初也显然是沿着由简而繁的方向发展的，以数字为例，一定是先有一，再有二和三，然后再画四条横线以表四，而不会是相反。比较复杂的“鹿”， 也只能是由一只到两只 ；又到三只另加一个“土”、两个“土”以构造新字 ； 而不可能相反。由于对新字的需要增多，同音假借的现象增多，歧义难免引起混乱，添加偏旁部首以相区别便是聪明的出路之一了，这似乎不能说也是在走“从繁到简的道路”吧？但是繁极而求简，“乘便而趋易”，却也符合常理。
鬱， 正好是由简而繁又由繁而简的一例：“郁，木丛生者，从林，郁省声，迂弗切。”林，丛木；缶，藏酒瓦器；鬯，“草木鬯茂”之鬯；彡，毛饰；冖，覆也，从一，下垂也。“郁”就由这些简单的构件组成，字义自在其中。“郁”和“郁”本不相同，简化时以“郁”代“郁”，等于是消灭掉了一个字：显然是繁极而求简时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并不妥贴。
二五 汉字与英语
然而作者对汉字“人” 却由于简而不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批评，《说文》说人，“籀文象臂胫之形”，这已经足够指代“天地性之最贵者”了；但是《险境和诡谬》认为“一撇一捺”过份轻率，说，“世界上还从没有哪个民族把人写得这样简单过。”“我们知道，其他语言（果真？）却不是这样，比如在英语中，以下的字都可以用来指人（略，见以下评论）：
man，不行，多指男人。汉语“老人”可指老太太；英语oldman却只能指老头；mankind不行，一个人，不能说一个人类；people，复数，人们、人民、民族；只有person；近似，既可指男，也可指女；being，单独出现时不得作“人”解。personality人格；character角色；human形容词，individual，只在特定语境中才可理解为“个别人”。
以这种方式表达“人”的汉字和词和这些英语词相比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二六 “文化学分析”
显然，作者所要宣告的只是：汉语、汉字连同汉人，一无是处。他对汉字一连做了三番“文化学分析”，只是为了揭露“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
据说，“汉人之所以不能用精神性的符号来代表精神，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真正称得上是‘精神’的精神。”其实，没有“物欲”何处寻“精神”。难道世界上有哪一种人可以不必满足物欲单凭精神活动生活？据《险境和诡谬》说，“用物欲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想到物又有什么不当？天主教举行弥撒，信徒“领圣体”，该是何等“精神”！但是在把领到的面饼送到嘴边时“精神”所要求的却正是希望你想到物，想到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只是不知想到了会觉得更有滋味，还是觉得难以下咽。
《险境和诡谬》说“不少汉字的构造方式绝非出于偶然，明显带有一种欲文化的指向根源。”据说“精”就是一例。又说“精由两个汉字构成：左边为大米的米，右边为青色的青。”又说“青在古代作‘纯净’、‘干净’、‘清净’讲”。然而古代究竟是怎么说的：“精，择也，从米，青声”；而“米，穬实也，象禾黍之形，”“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可见“净”非“青”，倒与“精”近。要说这充分显示了“‘精’的可食用性”却未免牵强。
语言是人类开始摆脱猿猴状态在求生的活动中为了协调行动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求生也就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满足必要的物欲，怎能不在因此而产生的语言中留下应有的痕迹。
连“聪明”一点的群居动物为了生存而互相传递信息时也少不了：觅食、求偶、报警。身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岂能例外，圣人尚不讳言，《险境和诡谬》居然横加挑剔，甚至说汉语汉字“一味自恋、手淫”。——哦，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二七 拆字与戏说
为了证明汉字构词的“唯米主义”，“最终还是要解决一个米饭和肠胃问题”，《险境和诡谬》又对“欲 ”字作了一番所谓“文化学分析”。《险境和诡谬》说，“这个‘欲’字由两个汉字构成：其左为‘谷’，其右为‘欠’。谷是没有去壳除皮的米；其右为‘欠’。‘欠’本为人，这恰恰说明了所谓的‘欲’望，是由人对谷（即‘米’）的渴求所导致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这里充分说明了汉字‘欲’与生物本能与肉身原欲相关联的一种性质。”
如此“分析”，完全是信口开河！
“谷”之作“没有去壳除皮的米”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了“文改会”之后，为了“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而对汉字加以改革的结果，“欲”字却至少在孔老夫子出世之前便已经存在了。《道德经》中便有“不见所欲中心不乱”之句。那时候的“谷”还只是“泉出通川为谷”之谷；“习习谷风”之谷；函谷关之谷。
至于“欠”字，说文作 ，“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险境和诡谬》说“欠”本为“人”，则人之上又是什么？许慎已经说了，那是憋在人肚子里终于从张开的口里吐出的长气。徐锴说：“人欠去也，悟解也，气壅滞，欠去而解也。”是“欠伸”的意思，亦作“欠申”，即“打哈欠”，“欠”是张开嘴巴的意思。也作“不足”解，但是已在有了“欲”字之后，如韩愈赠张藉诗，“今者诚自幸，所怀无欠”。
许慎说：“欲，贪欲也，从欠，谷声。”那时的谷是无论如何也啃不动、吃不得的！
二八 险境与诡谬
我还是要对《险境和诡谬》一文的作者深致谢意，如果不是读了这篇文章，我真不会知道我们的汉语居然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最危险的时候”。如果病症确是病症，都足以“致命”，因为，全都不可救药。就像人不可能重新出生一次一样，也没有人能让汉语重新获得一个“有神论的起源”，而且实践证明，也不可能把汉字改造成为拼音字。
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母亲，也许有人可以接受一万个继父，认一万个义父，但是无论谁只有而且只能有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母亲脸上也许有雀斑，但是作为儿子不能因此而诅咒和遗弃她，何况，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