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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夜风清街，落叶扫地，偶有车声，那是半小时一班的三路公交车。大门内，我与沈以外只有门口一位老传达。当然清静。若是没有夜戏需看，晚饭后白老常来喝茶、谈心。这段时间，大专的院系调整已过。将要波及这个单位的“胡案”尚未来临。工作只是紧跟政治运动写呀、编呀搞配合。他此时在文化局带领几位老艺人从事对子戏的整理写定。文联则搞“立竿见影”式的配合创作。这对于创作组里几位本在南京迎接解放的多数以路翎为中心的追求进步的青年作家，看来是极不习惯的。我则先进庙门，战争情况中，要我这个文艺青年写文艺宣传品包括我本也不大瞧得上眼的演唱材料，我都写，当时认为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更有一个原因是，我对创作本无雄心壮志。渡江以后，我也盼望过些时安定下来搞建设，让大家在大方向的一致下，各自具体掌舵。此时与他们保持着客客气气的距离，私人友谊也还在正常的增加。但无法凑合者非此一端。更具根本性的如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机关党组织提出我为候选人。就有人在会上说：我们原也准备选老章。但候选人不应只让提一个人。彼此虽然轻言巧语，却很费了些口舌。此事道理上虽未取得认识的一致，却以行动的一致而收场。对这类事，我心想：不要争，友好地工作吧。机关里的“内当家”，只是做具体工作的。他即使同意变动，也不过由朝三暮四进而为朝四暮三，那又何必呢？慢慢总会有发展的吧。我对自己的愿望是否坚信，也未必。本来久所热中“以文会友”，原以为全国解放后可以实现。吴天石当领导时，包括他自己，这是堂而皇之的口头禅。“三反”前，钱静人来接替了吴。“三反”时，因为以前说过“宾至如归”体现了本单位的成绩，受到了指责，我是记忆犹新的。但这“会友”，在白老与我之间还是存在的。我曾和他谈到上述发生在文联的两件事。关于第一件，他说：政治工作上的大事是头等的，大家都应当齐心协力为之服务。从他的说法中，我发现他过去虽是位言志的诗人，也能接受儒家“文以载道”的要求的。第二件事，他认为，既然大家都同意这候选人，那就投票嘛。这不正证明机关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此时的白老与在无锡时又有些不同了。夹杂在干部堆里显得触目的那股处处舒徐的名士派头又少了一些。在正式的会议上，主持人讲话以后，很明显，也会就船下篙、顺流而下地侃侃而谈一番。我也曾将他与我谈心时的观点相比较，觉得大方向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那“侃侃而谈”违心之处大概不多。即如此时，我们的政治性话题，较多涉及中美关系。对于两个阵营的对方，以前对美国，我的反感较少。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从它那里来的卡宾枪对着我射击了，它才成了我心目中阻碍人民解放的恶势力。现在我们要搞建设，扫掉一百年来的屈辱，它却明火执仗打上门来。我的这种感情主要来自国家、民族的立场。他呢？大学读的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究竟成长于国难之中，所钟情的又是传统的文史，如果有谁竟来破坏他长期期望的国家的统一、安定，他也要大感“遗憾”的。这是我们的契合点。至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问题，我的认识其实肤浅。情况，他会懂得比我多。但似乎正如多数传统的士大夫的要求，只要能国泰民安，其余都好商量。几千年来，就是如此。
我们的谈心，当然不能说樊篱大撤，但他究竟非政治性人物，也渐渐没遮拦起来。我了解在过去生活的各方面，他大概都抱着一种“票友”的态度。自在飞花，随缘落脚，但不生根。现在晓得有个皮、毛关系之说了。看来需要“从一”了。看得出，他着重关心的是靠身的周围。他是“九三”的社员。我不大清楚他在“九三”组织内的际遇，大概不会难办，因为省人代中“九三”的人是不多的，他既是人代，在组织内当有相当的份量。至于文联，原来的吴天石，是被范伯群教授誉为“嫁接派”的。②吴明目张胆地强调团结。他常说把人都“团”过来，“结”合在党的周围。我们看到著名的晋祠塑像中一位老道的照片，谈兴和煦如春风徐来。白老和我都说像“吴老天”③。继吴天石来掌握这单位的是钱静人。钱不像他的前任。胆小、以小心对待组织、纪律著称。但究竟也是从“世家子弟”中分离出来的，又曾在上海读书，书生气却比“老天”要少。但对白老这样的人，还是能理解的。他的用人原则是：听他的，不替他惹事生非。遇事又能放得上台面的。书呆子，难免硬顶，他怕。白老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因此，两人也就日益接近，白老也更认为“从一”未尝不可了。至于与机关里那些后来被牵进“胡案”的同志比较，虽说都是“五四”以后的学生，但揉合成整体的成份的偏重是不同的。他们与领导之间，说得重一点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就有些磕磕碰碰了。我一直游移在文坛的边缘，虽然江南江北跑来跑去，对此类邻里间的纠葛了解实在很少。钱，抗战一开始就在游击区，更是见树而未知有林的。在机关里只是力求和平相处，就一直这样糊着，直到一纸公文从天而降。
我与白老必要时谈政治以外，彼此更喜欢轻松的谈料。从私人关系说，他与我应该是谊兼师友的。所以，我听他的多。最能引发白老谈兴的计有：戏、词、画和美食。我不与戏改沾边，因为看戏费时间，我爱京戏，这感情虽从小就有，但幼年时有次看两军交仗，忽见一颗通红的脑袋（其实是个红布包裹）从台中间腾空飞来台口，吓得一连几夜做恶梦、惊叫，从此多年不敢进戏院了。所以我的京戏的知识与感情只是从留声机与《大戏考》上来的。他就大不同了，祖、父也可说全家皆是戏迷。先后寄寓津、京、沪，更是可以大饱眼福的地方。祖父与众多名伶包括谭鑫培有交往。父亲更能说戏。他以家教自小沉溺其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票房学老生。在扬州从名师更学昆剧老生。谈得最得意的一次，是说谭老板最后一次到上海。他们全家每场必到。最末一场竟特邀汪笑侬同演《珠帘寨》。一旧一新，一南一北。人都惯于盛赞珠联璧合，此则于悬殊处迸发出精彩。这大概是一切学术所以不断发展的动力吧？说到得意处白老竟让香烟屁股烫了手指。这时他在收画。解放之初，珍异弃于地无人停步注视。白老的奇遇不少。某年去扬州，看见利用大门堂开设的一家裁缝铺子的内门上挂了一幅立轴，因为串风，画被刮得噗噗作响。上前一看竟是郑板桥。原来是这大宅第的穷主人拿出作价付成衣费的。当然三文不值一文就收下来了。有时他也拉我同行，有次发现一柄折扇竟是冯梦龙画的山水，分明明人笔墨，不会假。他对这类偶而弄几笔的东西没有兴趣，晓得我猎奇，又以为我在搞通俗文艺，只要八元劝我买下，那时的我，还无工资可拿，钱要买香烟，烟瘾重于冯梦龙。后来听说这柄扇子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因此常被白老当作笑柄。我也竟有侥幸的事：只化了一元钱买了幅任伯年绢地团扇面，画的是“东山丝竹”。请胡小石教授鉴定，胡老说在任画中属中上。这次我一人独逛夫子庙，要是做白老的随员，这任伯年也不会明珠暗投落到我手里了。他谈抗战前南京的词坛，大概有个以吴瞿安、汪旭初，还有我不知究竟的陈匪石、石凌汉等为主，他也敬陪末座的“如社”。文酒酬答，盛极一时。他盛赞沈祖棻的颖才，也佩服唐圭璋的苦行。此坛好景不长，日寇入侵，词人们流散各地。战后更是寥落。只有卢冀野混进政界，弹冠扬眉，同辈侧目。我问卢不在南京，哪里去了？他未作正面答复，却数说乔大壮在许寿裳惨死台北后，暗自跑回，于凄风苦雨之晚自沉于苏州。说来很觉黯然了。后来因为龙沐勋的殊遇，我再问起卢前。他才说了卢因惊恐得病而死，事前虽有周总理的关照，在他身上也没有能起作用。六二年赵朴初来南京，由我邀几位老先生谈谈。这边因赵身近日出处，也想听他的。所以人到得很齐。会前我同唐圭璋先生咬过耳朵，说客人很想听听他的意见。会上只有人说了一些毛主席诗词中用韵的问题，唐老是出名谦逊的人，终席未发一言。赵请诸老出示新作，很想拜读，也无一人从口袋里摸出张纸头来。看来往日词曲健将，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