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国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有关的承诺，于一八一○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唯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一九二三年以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一九二五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灭异已的行动特别迅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一九二○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革出“作协”，茨维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一八四○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型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限界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二○○○年六月，时值酷暑。
（《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沈固朝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汉语啊汉语，危机，却在哪里？
？ 江 枫
《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下称《险境和诡谬》，《书屋》2000。9）一文的标题，确实足以令人警醒，但是通读全文却发现，作者对所谓处于危境、满含诡谬的汉语、汉字，对推崇备至的英语和拼音文字，全都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实，“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并不是创新之论，此说曾出自鲁迅之口。走拼音化的道路也不是新发明的疗救处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文字运动和汉字拉丁化运动，便都是在挽救民族危亡、振兴民族文化的大旗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又明确指示，中国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探索，特别是各种“左”的设计几乎都经过了代价惨重的实验，到了一九八六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就不得不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但是，以汉字拉丁化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一批专家，尤其是在语文工作部门掌握着某种实权的部分官员，却从未真心接受拼音化的失败，又以内部会议纪要的方式炮制了终未实施的“一语双文”方案。当计算机以当代英雄的姿态登上文生活化舞台而成了便捷的信息处理工具，拉丁化派又大受鼓噪：再不拼音化，中国就会错过一整个时代。
这耸人听闻的最新危言，却不必等到一个时代结束再来论证，也不曾经过轩然大波的论战，便由于“万码奔腾”的实验和汉语软件的涌现，众多而且是一种优于一种汉字输入法的层出不穷和广泛采用而不攻自破。
但是，我还从不曾听说过此文结论所谓“一切的改革和变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还是其他）都应把焦点对准汉语、汉字的变革上”，尽管作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民族复兴和救赎之道”。特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连同汉语也要改掉！对我引起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主张另换一个妈。
一 荒诞的指责
《险境和诡谬》说，我们“仅想挑指它最严重的弊端，比如它的无神论起源，它的原罪伏笔，它的球体模型特征（？），以及它的恋尘欲的唯在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