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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信。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被它自己的谎言和知识分子的真话动摇了的，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
与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从六十、七十年代开始在青年人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包括流行音乐爱好者聚会、自发组织的体育俱乐部以及文学团体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青年人不愿意重复官方宣传的价值观，也不想充当共青团的附庸，而要寻求自己的独立存在，表现自己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中熏陶、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了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开放政策的整整一、两代社会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这就大大刺激了报刊的发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脱掉令人憎恶的官方宣传外衣的报刊销路大增，而报刊之间争夺读者的竞争又进一步促进了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出现后，苏联民众不但读到了许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严禁报道的史实，如苏联如何通过政治集中营关押、残酷迫害上千万政治犯，苏联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如何遭到农民的反抗、最后数百万农民被夺走粮食而死于饥荒等。而且，不少在苏联民间从爷爷辈就悄悄地代代相传的政治秘闻都公开了。例如，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从德国领取津贴、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列宁如何镇压了参加过十月革命但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数千水兵，列宁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痴呆症，二战期间苏联怎样谋杀了数千投奔苏联的波兰政府军军官（即苏联政府一向不肯承认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
从民间社团组织到组建民主派政党
随着民间独立声音的增强，苏联在国际压力下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政治气氛的宽松，有组织的异议人士活动也日益活跃，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人权运动团体。这一年的十二月，这个团体组织了苏联历史上的首次人权问题国际讨论会，当局未能阻止会议的举行，却设法阻挠国外和国内的与会者到会，也不让会议组织者使用任何会场，结果会议的组织者只好把会议分散成多个家庭聚会，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苏联公民和三十位外国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七十年代的独立青年文化运动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间社团，如环境保护团体，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还有“国际和平”组织，它反对军备竞赛、主张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反冷战、呼吁世界和平的声音，经常与青年人的“国际和平”组织相互呼应。这些民间社团都逐渐建立起它们在全国的联系网。当民主化的议题浮现出来后，这些民间社团就成了民主化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权运动和青年运动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也出现了第三类民间社团。这些分散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最初是自发开始研究一系列课题，试图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俄国历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许多史实，恢复被官方长期扭曲的俄国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他们通过非正式的讨论、聚会进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到会的经济学家、新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等，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改革俱乐部”。它牵头组织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乐部的“交流和对话”，参与者有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历史－政治俱乐部”、全苏社会政治记者俱乐部等。这样的活动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团体和个人联系到一起，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
从一九八七年秋季开始，“改革俱乐部”提出了一项被称为“纪念”的活动，在街上征集签名，要求政府彻底调查斯大林时代的非法镇压行径，并组织正式的死难者悼念活动。活动的组织者不顾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广场组织了一场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许多参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获释。活动组织者先后征集了三万个签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压力下，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正式采纳了“纪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议。
由于这次活动遍及苏联各地，需要产生有众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动参加者中进行了选举，推选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认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次非正式的选举是苏联七十年历史当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纵的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检验。通过这次签名征集活动，活动组织者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组织，名称就叫作“纪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当他们召开成员代表大会时，它已经拥有一百八十个分部、大约两万名积极分子。
虽然“纪念”这个在活动中自然诞生的民间团体有着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推出了不少候选人，事实上扮演着政治团体的角色，但它从未宣布自己是个反对党。
而率先公开唱起反对党角色的是“民主联盟”。“民主联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十四个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警察扰乱了会议，破坏了与会者开会的乡间别墅。但与会者仍然宣布，“民主联盟”是个“反对苏联极权体制的政治反对党，目标是推动这一体制的非暴力转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个非正式团体聚会，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阵线”，主张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这些民主派政党的出现，打破了极权统治下不能动员民众、组织政党的神话，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垄断政治舞台的历史终结了，一个通向多元化、民主化的政治演变正式开始了。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有其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政治松动气氛的。究竟哪个政党或团体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并不是个重要问题，因为局势在不断演变，各个团体内成员的看法和策略也在变化，民意更在变化，一切都是逐步发展中的。
过去十余年的俄国政治史证明，并不存在一个始终正确、惟一正确的政党或领导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历经数代的集权专制之后，在政治上首先需要学习的，是理解政治多元化和民主政治，而不能把国家和社会的希望从一个政党那里移过来、又简单地交给某个政党或领导人，指望新的执政者从此永远正确、保证自己一劳永逸地过上好日子。民主政治的特征就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执政者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来防止政策偏离民众的需求。
悬而未解的结论
描绘一幅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瓦解的完整图景，本不是这短短的一篇文章所能完成的任务。笔者侧重介绍的，是一九九○年之前的一些历史背景，而一九九○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各国媒体有比较多的报道，就不在此赘述了。
写到这里，笔者还未直接回答本文标题中提出的问题，即“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但是，本文的每一节其实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在最后补充的只是，搞垮苏联专制集权体制的，显然不是哪一个人。也许，还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解体、苏共崩溃之前的两代人中，不管是有意、无意、出于什么动机，谁没有挖过这个体制的墙脚？
我们是怎样失去了美好的栖居之地
——游美国黄石公园与新疆喀纳斯湖随感
？ 萧 音
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人对历史的最大负债，就是严重破坏了自己的生态环境。
在沙漠化与城市化同时推进的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大都已对大自然的美相当隔膜。近二十多年的加速现代化，一方面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却使我们失去了无数的江河湖泊，失去了不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