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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唇魉涨墓讨校�100来万人民被杀死或饿死。
尽管这样，第五次“围剿”并非决定性的。它没有达到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目的。红军在瑞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撤退，把红军主力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去。这个要延续整整一年的伟大的远征，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这些计划或许显示了共产党人在他们发动攻势期间没有表现出来的某种军事天才。因为指挥一支胜利前进的军队是一回事，而再在现已出名的通往西北的长征中将会遇到的那种不利条件下胜利完成撤退的计划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红军撤出江西，显然是那样地迅速秘密，以至于直到估计约有9万人的红军主力已经行军好几天之后，敌人的总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红军是在江西南部进行集结的，把大部分正规部队从北线撤走，用游击队替换他们。这些行动总是在夜间进行。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
一连三个晚上，红军分两路向西和向南挺进；第四天晚上，完全出人意料地在进军途中几乎同时攻打湖南和广东的碉堡防线，猛烈袭击并占领了这两条防线，使惊慌失措的敌人溃逃。他们片刻不停地向前挺进，直到他们占领了南线的一连串封锁碉堡和防御工事群；这样他们就打通了南下和西进的道路，他们的先头部队就沿着这些道路开始了惊人的征程。
除了红军的主力部队，还有成千的红色农民参加这次行军——老的和少的，男人、妇女、儿童，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红军的兵工厂被拆除，所有的工厂也被卸走，机器装在骡背和驴背上——凡是能够搬动和有价值的东西，都随着这支奇特的队伍前进。随着行军越来越远，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这样的负担。红军人员现在会告诉你说，有成千成万的步枪和机关枪，很多机器、弹药，甚至于白银，被埋藏在他们从南方出来后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上。他们说，现在被成千上万的敌人警备部队所包围的红色农民，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东西挖出来并且重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
他们只是在等待信号，而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很可能就是那样的信号。红军主力撤出江西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南京的军队才占领了主要的红色城镇。成千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员，在少数正规部队成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一直奋战到底。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来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但是，他们的正规部队只有6000名身体健康的人，另有2万名伤员在农民中隐蔽下来。其中有成千人被捕并被杀害。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而且直到最近，政府还宣布要在福建进行又一次反共战役来“最后扫荡”他们。
①这篇基本上是根据毛泽东的叙述，但可以看出有若干地方斯诺采用了别人提供的一些具体资料。有些评论性的话是斯诺自己的话。
《漫长的革命》
埃德加·斯诺著
附录
六、1936年9月底至10月初斯诺采访毛泽东纪要
（同《毛泽东自述：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
9、长征：一个国家的迁移
红军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线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划时代的、历时一年的、向西和向北方向的征程，这是一次绚丽多彩和富于故事性的远征，在这里我只能最简单地概述一下。共产党人现在正在编写一部集体记述长征的书，由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供稿，已经写成了30多万字，然而仍未完成。冒险，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敢和怯懦，狂欢和胜利，苦难、牺牲和忠诚——像火焰一样贯穿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的持久不衰的热情、不灭的希望和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些青年人不承认人或自然、上帝或死亡会给他们带来失败。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东西都包含在一部当代无与伦比的长征历史中。
红军自己通常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点到远在西北的陕西的旅程终点，加上途中的许多迂回曲折和进退，许多长征战士毫无疑问是走了2。5万里或更多路程的。第一军团所制的分段行军记录①表明，长征路线共长18088里或6000英里——约为美洲宽度的两倍——这个数字可信为主力部队最低限度的行程。同时必须记得，整个旅程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要经过一些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其中大多数都没法让车辆通过，还要越过亚洲一些最高的山脉和最大的河流。这自始至终是一场漫长的战斗。
中国南方的苏区有四道主要的防御工事包围着它，这些工事由一串串混凝土构筑的机枪阵地和碉堡掩护着，红军必须打破这些防线，才能进到西面没有被封锁的地区。设在江西的第一道防线于1934年10月21日被击破；设在湖南的第二道防线是在11月3日占领的；一个星期以后，位于湖南的第三道防线，经过血战以后也落入红军手中。11月29日，广西和湖南的军队放弃了第四道也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于是红军向北转入湖南，开始沿着一条直线向四川推进，打算到那里的苏区去同徐向前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在上述期间，打了9次大仗。南京及各省的军阀陈济棠、何键、白崇禧一共调集了110个团的兵力去堵截他们。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南的行军中，红军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人数减少了1/3左右。这首先是因为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辎重运输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头部队受到严重的拖累，这在许多情况下，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堵截红军。其次是因为从江西出发后红军保持着一条毫不偏离地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路线，这使南京能够预料到红军的大多数行动。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促使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两个纵队，有时多达四个纵队，在中央纵队的侧翼作一连串迷惑敌人的行动；先头部队也展开了一种钳形的阵势。只保留最少和最轻的必要装备，人数大大减少了的辎重队——他们是每天空袭的目标——这时通常都在夜间行军了。蒋介石预期红军会试图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于是从湖北、安徽和江西抽调了数以万计的军队，急急忙忙地把它们向西运送，想（从北面）来切断红军的进路。所有的渡口都用重兵把守，一切渡船都被拖到长江北岸去，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起来；大片地区的粮食被搜括一空。成千上万的南京军队源源开进贵州，增援军阀王家烈的抽鸦片的地方部队，这支军队最后几乎被红军打得土崩瓦解。还有一些军队被派到云南边境，在那里设置障碍。因此红军在贵州遇上了由几十万军队组成的“接待委员会”，一路上处处受到堵截。这使红军有必要在川、黔、滇②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回旋行军和一次环绕贵州省会的大迂回。在川、黔、滇③的运动占去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摧毁了敌人5个师，攻占了贵州省军阀王家烈的司令部，占了他在遵义的洋式宫殿，补充了约2万兵员，到过该省大部分城镇，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并在青年中培养共产党干部。这时他们的损失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渡过长江的问题。蒋介石通过迅速地把军队集中在川黔边境上，已经巧妙地堵住了直通长江的近路。此时他把消灭红军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阻止红军在任何地点渡江，指望把红军逼到边远的西南地区或者西藏的荒野里去。他打电报给他的各级司令官们和各省军阀们说：“党国命运系于围歼赤党于长江以南”。1935年5月初，红军突然掉头往南，进入云南，这是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支那接壤的地方。红军经过4天速度惊人的行军，出现在离省会昆明不到30里的地方，军阀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