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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面向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 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驰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鲜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很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