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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多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离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在要以发展农村电力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抨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拚命反对这第一条。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摈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七十至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