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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60岁。他们之中有7位医生。现在看来这个农场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及家俱），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经过6个月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什么叫积极分子呢？一个由所属班排推选出来的人，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有人告诉我，在干校的所有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待遇。
管理委员会有30个人，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同生产这些食物、经过改造的改造者们一起吃这种与大饭店大不相同、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啊！
说一个例子，这里有一位谭冲，48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轻一笑时露出洁白的牙。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学校的猪栏，刚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选择来这里。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生产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意谓“斗私”并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成寿来说，他50多岁，以前是西安市委书记。他漫长的革命经历可回搠到延安时代，但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后，他失去与农村的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40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24中学校长。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土”，“在庄稼地里干体力活”。他还处于“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38岁，前西安市共育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上学，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而坠入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了过去的苦，成了一名官僚。“官僚主义音阶级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立的阶级。”毛说。官僚主义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本家，他们怎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领导”。这就是进步。
“在开始的时候，”刘主任说，“我们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为什么要在远离西安800英里（240公里）的地方建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怕苦’。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往返延安180里，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看来以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生活。起初情况很差：快要坍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荒草和未经开垦的野地，工具也很少。我们应该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倒树木做床和家具，用同样的方法建造房屋，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我们得到一笔专用贷款。去年春这里发洪水，溢洪口堆积了4寸厚的淤泥，把我们的稻田都冲坏了。《愚公移山》使我们得解救。在愚公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500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依靠两只手，能做一切事’，已成为我们的口号。”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去参观农田，见到更多的“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农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参观了齐整地建筑在山坡窑洞里的猪栏。这些善良的人在这里似乎满足于干这种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农民一样好。当时他们可敬可佩的精神给我留下印象，我甚至羡慕他们用强大的集体力量所得到的益处。只是到现在，当我在资产阶级环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笔记时，我才记起那个白衣皇后。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皇后用怜悯的口气说：“你不相信吗？我敢说，你还没有多一些实际经历。我是你这般年纪时，我总是一天干它半时一刻。恩，有的时候，我在用早餐前就相信有多至6桩的不可能事情。”
几百万人已进过五·七干校。据说将来所有的党员都要这样做。我的翻译姚伟，就在这样的公社干校中劳动过一年。他的妻子是位俄语专家，至今还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969年已经历过这样的“锻炼”，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党的负责人，同样经过这样的锻炼。所有中国外交官从他们海外的工作岗位奉召回国后，都在公社干校或类似的干校里劳动过。
艺术家也是这样吗？据传毛曾说过：“让歌唱家、诗人、编剧家、文学家都赶出城市，全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老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也去了，当我在城市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在农村“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假如他们只是被强迫“下放”，那么转变过来的人就一定会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位老朋友他自己在烈日下干过一个时期，他告诉我这个制度比强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属于一个班，是连的组成部分。你要参加学习，一天两小时，一星期两、三次，每星期大约有一次与其他班联合开会。你不只是坐下来背诵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为一个主题，先朗读，然后联系实际来讨论理解。以此为根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实际要差多远。有时搞得很激烈，这样缩小自我，暴露灵魂，一个人就感到有必要清洗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自愿下放农村。”
像皈依宗教那样吗？，摸到点门道没有？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
“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除你以外大家都去了，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盯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明白他们是要帮助你。在某种情况下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是好事。是的，我们回来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并且可能感到有趣。如果你年龄较大，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这对所剩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伯的浪费。如果你不习惯搞体力劳动，那就会感到很难办，特别是班领导“坏”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弯腰屈膝在稻田里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力不能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薄手工劳动的了——他们从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地少了——认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23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不再吸引我，并且我体会到，为了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