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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总政治部是唯一完整的有经验的党组织。1967年，毛不得不前去结束混乱局面，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周总理告诉我，在军队开始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制止派性争斗和领导各派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前后，军队蒙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从军队个抽调了
200万名“毛主席积极分子”去执行这项任务。逐渐地，从这种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 —个经过重建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样，军队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显得“非常巨大”，其势力在将来会更加扩大。会不会比党更大呢？归根到底，每种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或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依靠它的武装力量才能生存。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军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能离开支持它的阶级利益而独立。毛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毛又说，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注意，是党指挥军队。党也是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再次证实，而且现今已明文写进新党章。文化革命期间向“党的军队”发指示时，毛是作为党的主席来办事的，这个党自称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党应指挥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军队决不能例外。但当党中央发生分裂时，它当然也会反映在军队领导部门的分裂之中。
为党工作并按党的指示办事，中国的“人民军队”是联系群众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它力图通过组织、宣传、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
口号“全民皆兵”——它可以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部分地实现了。所有身强力壮的成年男女，通过普通参加民兵而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受过民兵训练的几亿预备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悉了武器、战术和地形；他们在老战士带领下重新过着革命的战斗生活；他们学习领导原则，懂得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和统一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不是一个脱离群众、不事生产、浪费国家资财的特权阶层。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
1928年，毛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国人民“建在连上”。
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工人、机关干部和公社社员也都这样。城市每条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到那个担任管理的中年妇女被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忙于洗破布、缝补裤子和鞋子。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好，这不是《我的奋斗》。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防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化组织的人感到震惊。而怎样使用这支中国军队——“为人民服务”，才是它持别吸引人的独一无二之处。
（一五） “为人民服务”
我们到了沈阳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州的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儿来的学生不能听和说，但他们不是先天性聋子。他们失去听力是因为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所致。
负责这个解放军小队的李春山告诉我们，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通过手语文流来教育学生。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造反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当学生们见到毛主席时，他们高兴得哭了，”李说，“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能做到的就是直跺脚。见到这种情景，我们的指挥员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将针推进以超越旧的‘禁区’，直至我们能够承受的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负责卫生针刺医生的培训工作。我们授给学校工作人员技术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和说了。他们学会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两年时间我们治疗了582名学生，93％以上恢复厂听觉。80％左右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放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9岁至20岁之间：身体健康，穿着暖和，眼睛发亮，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个男孩子眼里噙着泪喊道。“牢记《愚公移山》！”另一个喊道。
我们参观了教室，教室里的高年级学生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倾听外国“叔叔”和“阿姨”谈话，带着难以形容的充满信任和希望的动人微笑。当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一所邻近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随我们到街上，一直微笑着，鼓掌。
“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当我们离开时； 他们的尖尖告别声在回响。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俩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州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家是在卢尔德，信心治好了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大大超过卢尔德，现在愈来愈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一个公社的村子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幅照片。走进里面，我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青年妇女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空荡荡的。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上千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医疗组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她的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药箱中包括有避孕丸。这种场面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
我们在离长城不远的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是一所明净、修建得好、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绿油油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屋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录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不到25岁，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追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死靶，也打活靶，最远的距离是300米。这里充满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掌声不断，欢笑四溢。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